中新网6月11日电 一部题为《盛世警钟———武汉反腐警示录》的专题片已问世。长江日报引述片中内容，披露江城五名贪官演绎的腐朽人生。专题片更指出，从公仆到罪人，从辉煌到堕落，从高官到囚犯，这些贪官的犯罪事实给人留下六条警示。

　　内容转载如下：

　　(一)假廉真贪两面人生

　　———原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腐败纪实

　　善于包装，是贪官的共同特点。原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可谓擅长此道，他在台上庄严坦然，美化自己，在台下则贪婪猥琐，欲壑难填，将一个假廉真贪的伪善形象演绎得炉火纯青。

　　2003年元月20日，市委、市政府检查组到市城管局检查工作，明九斤当着检查组和全局干部职工汇报工作、述职述廉。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仅仅隔了4天，明九斤就因涉嫌巨额受贿正式被市纪委“双规”。

　　经查，明九斤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7.5万元，还与他人通奸。2003年4月，明被开除党籍、公职。

　　台上高调唱廉政台下大胆收黑金

　　2002年7月，市纪委在查处某审计人员违纪案件时，发现市政监理公司在企业改制中存在着严重的隐瞒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造成了国家财产的巨额损失。在深入查处此案时，明九斤受贿问题浮出水面。

　　市政监理公司是城管局的下属单位，该公司原董事长张守刚(另案处理)深知，如果想使改制工作按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绝对少不了上级主管部门市政建设管理局领导的支持，而明九斤作为局“一把手”，则是关键的关键。

　　为了实现其侵吞国有资产的罪恶目的，张守刚大肆向明九斤进贡。2000年7月的某一天，张守刚事先将10万元现金装入一空XO酒盒中。到了晚上，张守刚拎着沉甸甸的XO酒盒与公司副经理喻某一起送到了明九斤家中。

　　面对这10万元巨款，明九斤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贪欲占了上风。明九斤与其妻迅速将此款分散，部分存入银行，部分转交两个亲戚代为保管。

　　对张守刚的来意，明九斤心知肚明。当年9月，市政监理公司资产清理结果顺利通过了市国资局的审定。

　　2001年5月，在市政监理公司与市政建设局签订国有资产转让协议前，张守刚再次将一个装满10万元现金的XO酒盒送到了明九斤家中。

　　从1998年11月到2001年9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明九斤仅收受张守刚的贿赂，累计起来就多达40.5万元。

　　人前清廉善表演，人后徇私弃伪装

　　明九斤从1982年进入市市政建设局工作，然后一步一步干到政治处主任、副局长。1998年，明九斤被任命为市政建设局局长。

　　当上市政建设管理局副局长之后，明九斤养成了独特的癖好：处处不忘一个苦出身局长的身份，时时不忘制造“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假象。明九斤穿的衣服、裤子、皮鞋都是便宜的大路货，甚至他还穿着破了大窟窿的袜子。直到受贿事发，明九斤仍然住在拥挤陈旧的二室一厅，而装饰豪华、耗资颇巨的新房却基本闲置，只到周末才偶尔享受享受。

　　在人们眼里，最值得敬重的还不是当上一局之长的明九斤依旧衣着朴素、生活节俭，而是他的“铁面无私”。

　　明九斤的两个弟弟、妹妹都是下岗职工，弟弟靠“踩麻木”为生，妹妹则帮人守摊为业。不了解内情的人很钦佩他，像明九斤这样有职有权的人，要为亲属谋点私利，比如说安排个工作，岂不是易如反掌？

　　事实上，不给他们安排工作，并非明九斤出于无私，而是另有考虑。如明目张胆地解决弟弟的工作问题，岂不是授人以柄，坏了清廉名声？倒不如另辟蹊径。就这样，在明九斤的纵容下，其侄儿子得到了长期为某市政公司提供水泥的一个大“肥差”。而从中得到的好处，远不是安排个一般工作所能比拟的。对人严格重劝诫，对己纵欲轻法纪

　　明九斤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明九斤明令禁止手下的干部在外就餐，同时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食堂吃饭。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明局长”的一大廉政风景。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敲打、提醒下属，要防微杜渐，要做到“上班不迟到，有事多汇报，没事多看报”。他经常找下面的处长交心谈心，劝诫大家一定要为人谨慎，严于律己，对有举报情况的干部，他更是大声训斥，严厉告诫。

　　表演归表演，私下却是照收不误。还是在1998年11月底的一天下午，明九斤到市政监理公司检查工作，时任监理公司副经理、主持公司工作的张守刚，为了将职务中的“副”字去掉，待明九斤工作完毕，私下掏出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信封送给他。之后，张守刚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市政监理公司的经理。

　　早在1995年，明九斤因帮助某区市政建设局获得工程，就先后六次收受该局经理吴某贿赂共计人民币1.6万元。1999年1月，某市政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经理石某，为了承接市政局工程项目，多次向明九斤行贿。在明九斤的帮助下，石某顺利地得到了发展大道、古田地区多项市政建设工程项目，与此同时，明九斤先后收受石某所送人民币5.4万元。

　　(二)私欲膨胀的“39岁现象”

　　———武汉市水务局原副局长颜二茧腐败纪实

　　颜二茧少年得志，自视甚高，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在39岁这个“坎”上。

　　据分析，在典型的“39岁现象”中，有这样一个特点：犯罪人大多手握实权，私欲膨胀，急于将权力“套现”。

　　经查，颜二茧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5.5万元。2003年4月，颜被开除党籍。

　　跨出危险第一步

　　颜二茧曾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既有专业技能，又不乏实干精神。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城市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路，尤其是在任市政管理局工程处长期间，他出色地完成了两个比较大的项目：武昌梅苑小区排渍水工程、新生路排水工程，显示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

　　他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各级组织的认可，党和政府为他提供了一个个展示才能的平台：1993年，刚刚30岁的颜二茧被提为副处；2000年3月，刚刚37岁的颜二茧被任命为市政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走上副局级领导岗位；2001年9月，刚刚38岁的颜二茧又调任新成立的市水务局任副局长。

　　正当其平步青云之际，他却迈出了人生中最不应该迈出的第一步。2000年4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正在新生路工地忙碌的颜二茧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市政监理公司副经理张守刚及其助手喻某。稍事寒暄，张守刚便送上一个厚厚的信封。颜二茧坦然地收下了这个装有1万元人民币的“感谢”。

　　一月一万疯狂敛财

　　下面这张清单清晰地记录了颜二茧的腐败轨迹：2000年4月，收受人民币1万元。2000年8月，收受人民币1万元。2000年9月，收受人民币1万元。2001年元月，收受人民币2万元。2001年4月，收受人民币1万元。2001年6月，收受人民币8万元。2001年6月，收受人民币1万元。2001年8月，收受人民币5000元。

　　就这样，在短短的16个月，颜二茧共计收受张守刚送的人民币15.5万元，平均一个月近一万元。

　　张守刚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给颜二茧送钱？颜二茧为什么会一次次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么多钱？

　　2001年6月前后，对于市政监理公司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监理公司面临着改制。颜二茧任市政管理局改制小组副组长，具体分管监理公司的改制工作。

　　按照张守刚的想法，在市政监理公司国有资产核算和评估中，应尽可能把国有资产做小，花少量的钱买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张守刚急欲寻求颜二茧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才假借各种名义，给颜二茧等人一送再送所谓的“红包”。

　　从当初的惊讶，到后来的惊喜，到最后的欣然，权力的魔杖为颜二茧带来了内心的满足和滚滚的金钱，于是他一心一意只顾自己收钱，却把党纪国法、国家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导致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三)公开索贿贪得无厌

　　———原武汉汉南区区长王年生腐败纪实

　　看着琳琅满目的名烟、名酒、名衣、金币、金表、金元宝，不要以为是走进了超市的卖场，或是某个精品店，这是王年生的家。

　　王年生，男，1949年2月生。曾担任东西湖区副区长、江汉区委常委、副区长、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经理、汉南区委副书记、区长。

　　经查，王年生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4万余元、美元1万元、收受回扣共计人民币5万元、无偿占用公有门面房用于个人和亲友进行营利。2001年6月，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依傍大款，“称兄道弟”敛资产

　　王年生喜欢与老板们交朋友，各色老板成了他的“知心兄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这些兄弟们都是他的座上宾。

　　1995年，在一次公务活动中，时任江汉区分管城建副区长的王年生，结识了港商胡某，胡某此时正与江汉区房地产管理局合作经营武汉某房地产公司。

　　1995年5月的一天，王年生来到胡某办公室，暗示他自己想要一套房子。王年生坦言不要住房要门面，胡某以王年生之子的名义购买了荣华西村门面一套。购房以后，找来装修队将门面进行了装修。购房款18.46万元、装修款5.93万元都进了胡某合资公司的预付工程款和开发成本。胡某应王年生要求，又安排助手将该门面租出去，从1995年8月至2001年2月，王年生共获取租金5万元。

　　1995年5月，王年生赴欧洲五国考察城建项目，专门邀请胡某陪同前往。商人胡某岂有不明白之理，随即从合资公司以预付工程款名义取出9万元，在黑市兑换了1万美元，之后，王年生亲自开车到友谊路将钱拿走，欧洲之旅派上了用场。

　　大搞宴请，“沟通感情”捞钱财

　　寿宴、婚宴、工作宴，过年、过节、过生日，王年生宴席常摆，高朋满座。觥筹交错之间，感情沟通之际，红包源源而来。

　　正月初四是王年生的生日。每到这天，王年生就会宴请亲戚、部属和一些个体老板，而这些人决不会空手而来。

　　1998年初，快过春节时，胡某照例是要给王年生一个大红包的。因要回老家，只好提前送点钱给王年生过年用。王年生亲自开车到华银城去见胡某，胡某将一个装有1万元的信封递给王年生，王年生欣然笑纳。

　　王年生的儿子结婚，在五星城大摆酒席，请来不少大款、老板，这些来宾当然不会让他失望，所送红包都在数千元。王年生也没有忘记胡某，他专门给胡某打电话、送请柬。胡某当时资金非常紧张，为了应付这些吃请，只好将自己的小车典当，以渡难关。

　　巧立名目，“公款私收”饱中囊

　　1997年，王年生任市政总公司经理，为市政总公司职工购买价值100万元住房时，找到时任江汉区房地局局长的方大淼(另案处理)，提出要按5%给回扣，方当然满口答应。签完合同，在方大淼等人的具体操作下，5万元回扣以围墙工程、回填土方工程、运输费、买土等名目在王年生弟弟承建的某小学配套工程中开支出去，国有资产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流入了王年生私人的口袋。

　　1995年至1996年，江汉区拓宽新建了中山公园后面的新华明渠路，因征用中山公园土地，区里同意中山公园在新华明渠路修建门面作为补偿。王年生将其中2间“借”了过来。他让妻子出面与中山公园签订五年的店堂免费使用租赁合同。王年生的妻子将这处门面交其亲戚经营，至2001年2月才退租。据评估，王年生非法占有的门面租赁费，价值折合人民币达2.8万元。

　　权钱交易，“雪中送炭”失原则

　　1995年10月，胡某开发资金紧缺，请王年生、方大淼帮忙，王年生大笔一挥，批示：“方局长，请你给予支持……”给予支持的结果是，胡某顺利地从方大淼处借得人民币100万元。

　　1995年下半年，江汉区市政局依法向胡某的合资公司收取占道费，为帮胡某解围，王年生及时安排现场协调会，协调会的结果可想而知。

　　(四)迷恋金钱美色折翅机场路

　　———原武汉机场综合发展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林长峰腐败纪实

　　机场路———是武汉对外开放的象征，也是武汉经济腾飞的重要通道。但就在这条路上，原武汉机场综合发展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林长峰却迷失了方向，把这条路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疯狂敛财的“致富路”。

　　经查，林长峰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26.8万元，港币17.5万元，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16.8万元，兼职取酬共计人民币5万多元。2002年12月，林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讲“哥们义气”，借路生财有方

　　1998年，特大洪水袭击江城，造成机场路中断交通长达70多天的重大损失。洪水过后，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机场路两旁修建防洪墙。在工程招标过程中，林长峰的战友巫某推荐扬州公司参加投标。巫表示，一旦中标，林长峰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在此诱惑下，林长峰多次给负责招标的部下打招呼，扬州公司如愿中标。事后，扬州方面在1999年3月交给巫某10万元，让其转交林长峰，林长峰照单全收。

　　1999年9月，武汉机场路一段路基滑坡，林长峰指示分管工程的负责人将护坡工程交给他的另一个“哥们”卢某。卢某则送给林长峰2.7万元作为回报。

　　武汉某广告公司老板王某与林长峰在工作中从相识到相知，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哥们”。一次交谈中，王某流露出想成立一家广告公司的想法，并表明，“只要赚了钱，大家都有份”，林长峰欣然应允，并亲自批示从实业公司借5万元给王某作为启动资金，而且在王某公司出现资金困难时，先后两次借给王某共60万元。2000年2月，王某按林长峰的要求，将5万元汇到林长峰指定的账户，用于林长峰在深圳投资的美容院。

　　上海某广告公司总裁杜某、武汉办事处负责人江某，多次与林长峰商谈，合作经营机场路户外广告发布业务。1999年5月，江某以林长峰名义在中国银行汉口支行开立港币存折一个，同年6月，江某委托公司职员将存折交给了林长峰。从1999年8月至2002年6月，上海这家广告公司以顾问费的名义累计向该账户存入港币17.5万元。

　　从地上的防洪墙到天上的广告牌，林长峰在机场路上可谓煞费苦心，只要是朋友委托帮忙并且有回报的事情都是一路绿灯。

　　利用“烂尾工程”，巧妙聚钱敛财

　　香港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孟某是林长峰的一个好朋友，当他得知武汉市机场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要对烂尾楼工程进行改造盘活的消息后，立即与时任该公司董事长的林长峰联系，要求合作开发珞珈山大厦项目，并表示，如果开发成功，将给他100万-200万元的好处费，林长峰表示同意。2001年10月，珞珈山大厦基本完工，房产销售状况良好，据审计，珞珈山项目取得的开发利润估算为1159万元。工程开发的成功使林长峰沾沾自喜，这幢“烂尾楼”成了他的一棵摇钱树：

　　2001年5月，林长峰为归还其挪用的实业公司小金库公款，向孟某提出“借款”11万元，孟某立即拿出10.8万元送给林长峰。

　　2001年10月，孟某向林长峰表示要送林长峰50万元，林长峰犹豫再三，要求以孟某的名义为其办理银行卡。11月23日，孟某将银行卡当面交给林长峰，并告之密码及使用方法。

　　2002年3月，孟某以修改密码为由从林长峰手中要回银行卡，借此又向卡中存入30万元，再次交给林长峰。林长峰将此卡交其朋友代为保管。

　　2000年2月至2002年2月，孟某以过年、探病等名义五次送给林长峰人民币2.5万元。

　　前后八次，林长峰收受孟某贿赂共计人民币93.3万元。

　　迷恋金钱美色，折翅机场路途

　　养情妇、包二奶是不少贪官的共同癖好，林长峰也不例外。他要情妇掌管公司的小金库，自己则一支笔包揽小金库的收支。小金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职工食堂伙食费结余、虚列工程款套现、保险费返款、银行存款利息等。于是，这个小金库完全变成了“林家铺子”，为博红颜一笑，林长峰往往一掷数万金。

　　1998年12月，经林长峰签字同意，其情妇挪用小金库现金2.3万元，用于交纳购房款。

　　1999年7月，经林长峰签字同意，其情妇挪用小金库现金13万元，用于支付另一处住房的购房款及装修款。

　　2000年1月，经林长峰同意，其情妇用小金库的资金1.5万元存入证券公司炒股。

　　情妇拿文凭，学费在小金库开支。情妇学开车，照样在小金库支出。为情妇购买戒指、化妆品、衣服，仍然在小金库报销。

　　短短6年，林长峰为情妇感情投资多达20多万元。有国家财产做后盾，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这段婚外情能够维系6年之久也就不足为怪了。

　　2002年6月20日，当市纪委要求林长峰通知孟某到市纪委谈话时，亲自陪孟某到市纪委的林长峰依然抱着十分侥幸的心理，他安慰孟某说：“没事的，一下子就完了。”仅隔两天之后，林长峰就被市纪委“两规”了。

　　(五)伙同妻儿大肆受贿

　　———原武汉城建委主任张克孝腐败纪实

　　经查，原城建委主任张克孝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单独及伙同妻儿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37.6万元、港币300万元、价值港币298.8万元的住房一套，以及价值2.97万元的物品；挪用公款港币3000万元、人民币1900万元给他人营利。2001年8月，张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权力失控，腐败由此滋生

　　1984年，张克孝出任武汉这个特大城市的城建委主任。

　　1993年，张克孝结识了某村民余某，他经常来“孝敬”张克孝，为张克孝安排牌局、塞“底子钱”，两人的关系因此也越来越近。而余某凭着张克孝一张条子，就接到了某立交桥20根钻中空桩工程。此后余某源源不断地拿着张克孝写的条子，在武汉市轻而易举地到处接工程。短短几年，余某迅速完成了从一文不名到百万富翁的致富神话。张克孝也先后收受余某所送人民币5万元及价值人民币2.97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一块。

　　1994年9月，香港某公司董事长急需资金周转，请求张克孝帮助。当时兼任汉港合资武汉桥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克孝未经同意，就擅自与其签订了一份提供港币3000万元的“贷款协议”。当月，张克孝先后指令有关公司调出资金3000万元。就这样，偌大的一笔公款，畅通无阻地飞到了境外。直到如今，部分资金仍未追回。

　　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一笔笔由张克孝签字的公款就这样借了出去，案发时，一笔500万元的借款只追回92万元。

　　尊妻不当，夫随妇唱破法网

　　在张克孝走向深渊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张渝铭。

　　1993年底，张克孝为妻子办成了定居香港的手续。不久，张渝铭埋怨他没本事为妻子在香港搞一套房子。而恰在此时，张渝铭挂名董事的那家中港合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求于张克孝，于是，该公司花港币298.8万元为张渝铭在香港北角百福花园买得住房一套。此后，这家公司只要找张克孝办事，张都有求必应。

　　1997年底，为购买咸宁共和路公路桥的经营权，张克孝任董事长、总经理的三镇基建公司，与某港商和堤建公司三方合作，成立湖北省共和路桥有限公司。1998年，港商要求退股。在回收退股金的交易中，张克孝按这位港商的要求，将1.976亿元的总价值按2.5亿元确定，从而为港商虚增差价5240万元。港商得到这笔巨款后，将300万元港币转入了张夫人的银行账户。

　　舐犊情深，情到误区铺错路

　　张克孝的儿子张涛自小顽劣，初中毕业就到了部队。复员回来又受不了工作的约束，一年之后辞职回家。从此便在社会上吃喝玩乐、无所作为。张克孝不由得心急如焚，很想为儿子铺一条平坦的大路。

　　1997年初，某外地建筑公司想进入武汉建筑市场，公司经理找到张公子，允诺事成后，可按该公司承接工程总造价的1%给张涛好处费，并于1997年1月付给了张涛10万元。为此，张涛多次要求张克孝批准该公司进入武汉建筑市场，并说明该公司会给自己不少好处。1997年2月，张克孝批示同意，该公司据此顺利办理了进入武汉市场的入会、入席以及注册手续。此后，张涛先后收受该公司人民币共计240万元。同样，也是在张涛的游说下，张克孝让自己任董事长的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将500万元公款转存，举手之间，张涛就拿到好处费人民币83.6万元。

　　1997年底，张涛带着某酒店老板来找张克孝帮她解决土地批租纠纷。张克孝知道自己的儿子吃住在这家酒店，用了人家不少钱。因此，他亲自召开几次协调会，要求市土地规划局将产生纠纷的那20亩土地直接批租给该酒店老板的公司。事后，他收受该酒店老板人民币5万元。

　　记取六条警示增强拒腐能力

　　从公仆到罪人，从辉煌到堕落，从高官到囚犯，张克孝、王年生、林长峰、明九斤、颜二茧，可悲可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剖析他们违法违纪的一桩桩事实，又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呢？

　　警示之一：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终将私欲膨胀，迷失方向

　　张克孝当市城建委主任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都是1984年11月，前后相隔几天。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党的理论知识和党纪条规，没有参加过党校的培训，也很少参加机关政治学习，严重缺乏党性修养。理论上的糊涂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动摇，政治上的动摇必然迷失方向，步入歧途。

　　王年生从一个农民一步一步走上了区长岗位，但其党性修养和政治素质却没有随之提高，“光宗耀祖”、“小农意识”和“升官发财”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一心想搞点不动产留给子孙。

　　林长峰案发后，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写下了长达5万字的忏悔书，他写道：“个人私心多了，党的观念和对党的信仰也就自然慢慢淡化了。当个人利益与国家政策，与党性原则相抵触时，往往把本应坚持的党性原则和国家政策摆到了一边。”

　　透视张克孝等人堕落的轨迹，归根结底都是理想信念出现坍塌。古人说：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共产党人只有坚持经常性的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才能有原动力，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永不偏离方向。

　　警示之二：摒弃优良传统，追求骄奢生活，终将意志衰退，逸豫亡身

　　张克孝对社会上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从“看不惯”发展到习以为常；他从最初接收别人一条烟、一瓶酒脸红心跳，发展到送一万、二万他看都不看一眼。张克孝的一副高尔夫球杆就价值数万元；他家里仅手表就有200余块，厨房料酒用的都是茅台；书房里有一个“个人箱包”，包内长期装有3万余元，是专供他享用的“麻将基金”。

　　王年生贫农出身，种过田，打过铁，理过发，做过小生意，吃过不少苦，经历过不少磨难。然而，传统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性，并没有得到改造，追求享乐的思想在王年生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他家里像个小超市，各种名牌烟酒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未曾穿过的高档皮鞋20多双，各种名牌衣裤70多条。

　　林长峰自小家境贫寒，自从1993年，他被单位派到深圳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逐渐被那里灯红酒绿的生活所吸引，骨子里涌动着的强烈欲望开始漫溢出来。从此，他经常出入豪华宾馆，不是吃喝，就是打牌，输赢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根本不在乎；玩了女人也不觉得有悖道德。

　　奢侈腐化，贪图享乐，张克孝等人不仅因此毁掉了个人前程，也损害了党的形象。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立业之本、取胜之道。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抛弃个人私心杂念，乐于奉献，甘于清贫，靠不懈的奋斗精神去实现人生价值，创造事业的辉煌。

　　警示之三：拒绝监督制约，凌驾组织原则，终将步入歧途，走向深渊

　　张克孝搞了17年城建，就当了14年市城建委主任。不知从哪一天起，张克孝成了“上级管不到，同级管不了，下级不敢管”的“一把手”。本来就没有牢固党性基础的张克孝忘记了自警自省，权力的魔杖使他颐指气使、居功自傲、目空一切，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大量外借公款，且擅自操作“买壳上市”，致使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林长峰自从当了“一把手”后，他猛然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权力的真空。上级对他管理有限；同级如果给他提意见，只要把这些人放到一边，其他人就只好明哲保身；至于下级的不同声音，恐怕他听都听不到。他收受港商孟某80余万元银行卡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被群众举报之后。

　　明九斤和颜二茧作为市政局改制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他们没有对下级进行监督，同级难以对他们实施监督，上级监督又不够及时有效，最终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从这几个案件可以看到，5个人有4个是“一把手”，这说明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吸取教训，按照从严治党的原则，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作为领导干部本人，无论能力多强、功劳多大，都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

　　警示之四：放纵家属子女，沉湎儿女情长，终将妻离子散，废职亡家

　　熟悉张克孝的人都说：张克孝的一世英名主要是毁在老婆、儿子手里。此话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1993年张渝铭到香港定居后，一位知名港商好意提醒张克孝：“你妻子的举止做派已超过香港的有钱人，且到处打你的旗号，会招祸的。”张克孝听了，一笑置之。张克孝无原则的迁就，使得张渝铭私念大发，更加张狂，怂恿张克孝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索贿受贿大开方便之门。

　　张克孝那个成天只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儿子张涛打着他的名号到处为人牵线搭桥，收取钱财。对此，张克孝不闻不问，只要对张涛将来有好处的事，他都愿意帮忙。张克孝万没想到“教子无方遗憾事，尊妻不当种祸根”。

　　王年生的妻子面对王年生源源不断地拿回家的钱财、物品，总是满心欢喜，欣然笑纳，还出面将王年生搞的两间门面房出租，坐收渔利。真可谓，夫唱妇随啊！

　　当张守刚放下XO酒盒离开后，明九斤与妻子清点着酒盒里的10万现钞时，明妻不是劝他上缴组织，而是与他商量怎样分散存入银行才更安全，夫妻二人配合得何等默契啊！

　　颜二茧的妻子则推波助澜，她对颜二茧一次次拿回的赃款都予以妥善收藏。当颜二茧因经济问题被“两规”后，她通告家人隐瞒真相；在纪检监察机关向她追查赃款去向时，她坚决否认，拒不交代。她的所作所为，彻底葬送了丈夫的政治生命。

　　利用领导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谋私利，或配偶子女利用领导职务影响谋私利，最易诱发种种腐败行为。为此，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并做出了许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处处以国事、人民之事为重，树立“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的胸怀，对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严格管理。

　　警示之五：迎合不正之风，讲究“哥们义气”，终将丧失原则，防线崩溃

　　在看守所，张克孝写了数万字的“悔过书”，对自己犯罪的原因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他原以为那些穿“花衣服”的人讲义气、够朋友，知恩图报，对他们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人情与法律的界限逐渐模糊，久而久之催生了他的腐败行为。

　　明九斤说：“现在送红包的风气太盛，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逐渐习以为常，由此淡薄了党性观念，思想渐渐滑坡，最终走向了犯罪。”

　　“人之常情”、“习以为常”、“哥们义气”……都是“社会风气”惹的祸？虽然，这些腐败分子的所谓认识有狡辩抵赖、为自己开脱罪责的一面，但他们说的这些现象也未必不是实情。不正之风催生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又使得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

　　一些干部从“小节”问题开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我们要引以为戒，切不可“恶小而为之”。党员干部应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树立高尚的情操，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警示之六：抗拒组织调查，拒绝服法认罪，终将严惩不贷，苦果自食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对违反党纪政纪人员的处理历来坚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政策。王年生、林长峰案件的处理结果，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王年生，做官，他在权力、金钱面前经不起考验，跌入了腐败的泥坑；做人，他人格低下、贪得无厌。到案后，他不但不主动交代问题，而且对自己的错误始终不忏悔、不反省。移送检察院后，他将在纪检监察机关接受调查时的交代全盘推翻；到法庭后，他又将自己在检察机关的证词推翻，信口雌黄，出尔反尔。虽然他违纪违法金额相对较少，但态度恶劣，经教育仍不改悔，拒不认罪。因此，人民法院为了严肃法纪，维护法律权威，适用从重原则判处王年生有期徒刑14年，恶果自食。

　　而林长峰到案后，积极配合组织调查，讲清问题，退赃积极。同时，他对所犯错误进行了较深刻反省，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后果。林长峰虽然违纪违法金额比王年生的多，但他认罪服法，有立功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一条从宽之路，被依法从轻处罚。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触犯了法律，主动交代，真心悔改，配合组织查清自己和其他人的问题，人民法院是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68条等规定予以从轻、减轻处罚的。至于那些确有严重违法行为而又态度恶劣、拒不交代、对抗调查，企图蒙混过关的，绝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王年生的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

　　(来源：《长江日报》2003年6月11日，作者：雷祖兵、张萍、华元、郑华、何志强、雷利军、吴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