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十七日电 题：“蜜灌一代”的人生大考

　　　　　中新社记者 吴庆才

　　对于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SRAS危机恐怕是这一代人经历的最大的事件了，对他们的考验和震撼也是前所未有的。

　　和许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小岚的身上烙下了这一代人的鲜明特色：年轻、酷、奇装异服、七彩染发；和她的前辈、老前辈甚至后辈相比，小岚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因为她参加的高考史无前例地与隔离、发烧、消毒水、口罩、高科技测温仪、急救车等字眼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今，这场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以来最特殊的考试落下了帷幕，而对于小岚和她的同时代伙伴来说，真正的人生大考还在后面。

　　“爸爸说我幸福，因为没有吃过苦、挨过饿；妈妈说我脆弱，因为最大的打击无非是考学的失败和偶尔的失恋。我不服气，我觉得我坚强。可是这次我真正体验了无助和恐惧。第一次感到‘死亡’离我并不是太远，第一次感到人的脆弱，小小的病毒在一瞬间就可以抹煞十几年所有的成长，血和泪、痛苦和欢乐。”

　　的确，对于小岚这一代人来说，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波折，他们是在经济极度繁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蜜灌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品质一出生起点就比较高，一切都成为既有的，他们的评语中常常有“该生热爱劳动”这样的字眼。但这里的“劳动”是被当作一种生活趣味而非能力。一切的根源在于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地把自己交给现代工业文明，包括我们的快乐指标。

　　而现在，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父辈创造的物质基础上的，严格来说是没有根基的。当他们意识到父辈们连自己的健康都难以保证时，后SARS时期的“蜜灌一代”那尚且柔嫩的翅膀，突然之间承受着巨大的物质压力。在他们今后的成长岁月里将直面“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第一需求：生存。

　　“我感到生存的危机感时时包围着我们。我们没有父辈们‘青春万岁’式的激情，没有兄辈们‘青春无悔’式的浪漫。我们的一切都由父母代劳，甚至连考学失利的苦楚都要父母为我们承担。假如有一天父母突然离开了我们，我们的生存都将成为问题。”小岚说。

　　许多人借此开始质疑我们的教育制度。说我们培育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而是一代既没有生存能力又没有责任感的“小皇帝”。

　　前段时间，比小岚稍大的一批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一篇“我回家了我遭遇非典歧视”的帖子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反倒成为大家教育攻击发泄对八十年代人不满的靶子，这些多数为独生子女的“八十年代下的蛋”，大概第一次感受到被群殴的尴尬和茫然：害怕和恐惧袭击时，我们回家有什么不对呢？辩解的结果自然是“最没有责任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的回应。

　　一位为“出逃”辩护的大学生说：从小到大没人告诉我们遇到危机该怎么做，我们的思路限制了我们的行动，我们不可能都无师自通。我们不知道听谁的话。从小就被大人教育要听话，当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是命令：赶快回家，坐飞机回来！我们服从了，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没有很多的恐惧，只是习惯了听从……

　　　“也许我们总体上属于自我崇拜或自信的一代。我们一下子就降生在一个相对宽容平和的世界。我们好像没有觉出任何幸运。我们理应享受这块‘天上掉下的馅饼’，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挫折教育’，旨在培养我们这代人的吃苦意识。为了让我们接受这种教育法，老师们不得不以宣讲活动的有趣性引来我们的目光。而现在我仿佛一下子领会到‘挫折教育’的全部内涵。”一位大学生说。

　　“如今，一场非典对我们也是一次洗礼，一次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它让我有了片刻的超然，我开始珍惜周遭的一切，去掉了浮躁和眼高手低的坏毛病，并且学会了宽容和坚持。”小岚说，“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成熟了很多，我相信我的同龄人也一样，我们会给自己的未来掌舵，用自己喜欢的颜色粉刷我们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