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刊出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司马达的评论文章，分析一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中国观的改变；文章批评带着有色眼镜、对中国成就视而不见的观点，并认为，观察中国要从事实出发，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只求从事实中得出结论。

　　最近在法国埃维昂举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首脑对话时，国际舆论界出现了G8集团应有中国参加的论调。其中喊的最响的要数《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按照纪思道的说法，中国没有理由不能成为G8集团成员。

　　这名美国大报的有名写手，为何对中国如此垂青？作者介绍说，纪思道在《纽约时报》已经干了近20年，曾先后出任过驻香港、北京和东京的首席记者，对中国和亚洲问题颇为了解。如果回顾一下纪思道的报道，人们会很容易发现他对中国看法的变化。13年前，纪思道正好在北京，眼看着中国在一场风暴之后遭到美国制裁和西方抵制，在国际上孤立了，纪思道就从北京发出了这样的议论：“如果不是根据国家面积大小，而是按其重要性来划定的话，世界地图就得重新绘制，中国过去一年内戏剧性地缩小了，中国已不再是原来那么重要的国家了”。

　　纪思道讽刺中国缩小了，也许有点幸灾乐祸。但世间的事物是会变的，变大变小，变好变坏，取决于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到了1993年，在邓小平南巡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呈现高速增长和一片欣欣向荣之势。纪思道看到这股势头，论调开始转变。他在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写道：“中国现在以8%的发展速度，至少可以持续几十年”，如果它的GDP每21年就翻五番，“中国兴起”的势头继续下去，那么国际社会就需要考虑如何“对付”一个“新兴强国的抱负”和挑战。

　　文章说，纪思道和那些自命不凡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不同，他不是单凭理念和想像来对中国作出评价，而是保持着与中国的接触，从中国的现实发展看中国的未来。去年12月，他怀着一种想看看中国新旧对比变化的心情，重返1992年他曾经去过的湖北大别山贫困地区，探望一家姓戴的农民。

　　从前他看到的是一幅难以相信的赤贫现象：一家人住在用泥巴垒成的简陋房子里和一头小猪同室而居；出门办事要爬两个小时山路；6岁的女儿曼菊因为缴不起一年13美元的学费只好停学。而现在，他们全家已住进了6间砖房，有电灯和电视；曼菊学了会计，在广东工作每个月可以挣125美元；离家不远就有公路，村里还有人家装了电话。今昔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文章说，纪思道的眼光并没有只盯在中国沿海地区。如果只有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和沿海地区的繁华，而广大农村与偏远地区改变不了贫困落后的面貌，那中国只能说变了一半。只有像大别山地区那样的穷乡僻壤也富裕起来，像曼菊那样的千千万万孩子都能上学、成材、有工作做，中国才能从整体上发生变化，走向繁荣富强。

　　纪思道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但他没有使用“威胁”的字样，没有参加“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但文章也说，从西方的利益出发，可以感觉得到他对中国强大发展的前景及其不稳定性的隐忧。

　　文章作者认为，中国发生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变化，但中国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这是两点论。外国人既不应当只挑中国的毛病而抹杀它的成就，中国也不应该只炫耀自己的成就而不让外国讲它的缺点。承认中国的发展成就，再在发展中看中国存在的问题，这应该是观察中国的基础与核心。如果像某些人带着有色眼镜，一口咬定中国必将“崩溃”，而对中国眼前的成就视而不见，那是自欺欺人。

　　作者说，纪思道既非中国的敌人，大概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亲中国的朋友。他的可取之处是观察中国从事实出发，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只求从事实中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