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里的苗苗不能茁壮成长。在李泽钜、李泽楷很小的时候，李嘉诚就要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人世的艰辛。他常带他们坐汽车、坐巴士，到路边报摊看一个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

　　每逢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俩一定要跟父亲出海畅游。“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的那种，解释给他们听，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未必看得懂文言文，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在两兄弟念中学时，李嘉诚就带他们到公司开会，“带他们到公司开会，不是教他们做生意，而是叫他们知道，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事情，要花很多心血，开很多会议，才能成事。”

　　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那时起，童年无忧的李家兄弟，就算想扭作一团嬉戏玩乐，在严肃的会议室内，在严父和严师跟前，也只好乖乖的正襟危坐。

　　李泽钜1964年出生时，父亲已是一名富商。由于李嘉诚早年失学，所以极重视儿子的教育，李泽钜被送往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学校念书，由小学念到中学。也许是父亲的谆谆教导，李泽钜在学校里一向比较低调。

　　李泽楷小时候，与兄长一样入读香港顶级名校圣保罗男女小学。他在学校里不甚突出，最多在休息时与同学们打乒乓球。

　　不满14岁，李泽楷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美国同学不论出身高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17岁时，李泽楷进入大哥就读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自己喜欢的电脑工程。这显然不是父亲的意思。泽钜听从父亲的安排，念土木工程系。若从家族事业考虑，泽楷应读商科、法律等适宜管理综合企业的专业，并与泽钜的建筑专业互补相辅。但李嘉诚尊重小儿子的选择。

　　一次，李嘉诚到外国探望读大学的儿子。那日，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儿子李泽楷。两兄弟到外国读书之初，李嘉诚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他才放弃这个磨练儿子的方法。

　　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大学毕业。此时，家族在加拿大的事业正轰轰烈烈展开。李泽楷去了加国，却不是像其兄一样打理家族生意，而是进入一家投资银行从事电脑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

　　估计这也不是父亲的安排。李泽楷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也许又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从李泽楷的两次选择，可见他不羁的性格，又可见李嘉诚对儿子的宽容。

　　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港。李泽楷顺从父亲，也许是他厌倦了异国打工生涯，也许认为父亲的公司里更可“随心所欲”，大展拳脚。

　　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马世民则安排他到旗下的和记信公司工作，这与他喜欢的电脑工作基本对口。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加拿大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都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

　　李嘉诚言传身教、精心培养、严格要求儿子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综观他大半辈子奋斗生涯，不管是打工时期，还是成为巨富时期，他非常注重自己的行为和形象，一言一行从来都是谨慎从事。虽然在对社会捐赠方面他始终都是大手笔，但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却是十分平淡、克勤克俭。直到今天，他戴的只是廉价的日本表，穿的仍旧是十年前的西装，居住的是三十年前的房子。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6月号，原摘自《李嘉诚成就一生大业的资本》，编写/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