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8日电 最新一期的《中国国情国力》杂志刊载了一篇邱晓华写的题为《振兴制造业与实现强国梦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中国发展》的文章，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进行了分析阐述。文章如下：
中国经济要实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既要继续深化改革，又必须在战略产业的选择上作出正确判断。如何作出决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世界经济大国兴起的奥秘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借助工业化起步的，没有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的崛起。在世界经济史上，至少有三个国家可称为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大国，这就是英国、美国和日本，是制造业让这三个国家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殿堂。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德国也不例外。
(一)第一个世界工厂——英国的兴起
在产业革命形成之前的1760年，英国人口约800万左右，拥有造纸、玻璃器皿、造船和手工纺织等行业。英国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并不是十分强大，人口数量和资源储备都相当有限。尽管作为工具机的纺纱机在当时已经普及，但从英国国民财富部门分类资料看，农业占77%，工商业仅占5%。这说明在当时的英国，农业仍占统治地位。另外，在生产中使用的动力除了人力，即是畜力。所以，直至产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经济发展缓慢而平静。
产业革命改变了这一情况，激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劲冲力，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跨越。1776年第一台商业性的蒸汽机从索和工厂出厂，投入生产使用。蒸汽机在工业中的应用，结束了人类生产对食物动力(意即畜力和人力)的依赖，产生了真正的工业动力，使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工业为主导的动力经济。在产业革命时期，英国蒸汽机的生产和使用量逐步增加。
蒸汽机的应用改变了工场手工业时期经济迟缓发展的状况，推动经济发展进入真正的狂飙猛进时期。在蒸汽动力用于纺织业后，棉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8世纪末，英国的纺织业基本上已由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由此，英国的棉布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从此行销世界市场。
蒸汽机的出现，不仅促进了纺织业的改变，而且促进了冶金业、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繁荣，牵引了轮船、火车、汽车和飞机的发明，完全改变了英国的经济面貌。到19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实际上，自1760-1870年的11年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2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19世纪的前70年里，英国的进出口额分别由1801年的3180万英镑和3490万英镑增加到1870年的25880万英镑和19960英镑。这段时间里，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人，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到1/2以及世界贸易的1/5到1/4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国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
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是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英国原料供应地。例如，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总产值的比重1819-1821年为66.6%，1829-1831年为67.4%，1844-1846年上升到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从美国、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进口。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既是世界各国消费品的供应者，又是生产资料的供应者。19世纪上半叶，英国向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输出了大量煤炭、铁和机械装备，并由此开启了这些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二)第二个世界工厂——美国的崛起
在日不落帝国辉煌了一百年之后，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来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第二个世界工厂。一时间，美国的产品充斥全球，其制成品的总量在1860年还居世界第四位，但到1894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就已等于英国的两倍。而在1895-1914年间，美国制造业的产量翻了一番，同一时期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上升了近5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已经是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已相当于英、德、日、法四国的总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1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在南北战争爆发前1859年的不足2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了12倍以上。
美国成功的因素很多，这里，主要围绕政府政策、法律环境、技术运用和市场环境等四个方面对美国制造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看政策环境。应该说，美国政府对制造业非常重视，其标志之一是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报告中就对制造业是强国的根本的强调。
实际上，汉密尔顿在1789年10月就任财政部长时就曾提出：“联邦政府的政策是尽快地引进制造业和促进国内商业，使美国成为工商业国家”。1790年其提出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更把其长期以来主张的发展制造业的方针变成了政府的政策。这一报告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有关制造业的理论和政策。汉密尔顿强调，一个国家如果需要从别国购买布匹而不是靠国内制造供应，国家就会受到损失，因为进口制造业产品注定将纯粹农业国的财富刮走，将欧洲制造业强国和只有种植业国家的情况相比，其悬殊是惊人的。他的观点与主张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国道路的托马斯?杰斐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美国广博的土地资源为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提供了可能。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之所以被最后接受成为美国政府发展的策略也正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了只有走工业立国的道路才能使得美国更为强大。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对美国当时制造业所作的调查报告。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共有17个门类的上百种产品，其中纸张、鞋帽、酒类、精糖和部分棉麻织品已能基本满足国内需要，但从总体上看，制造业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规模都无法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采用的机器生产的制造业工厂更是寥寥无几。
汉密尔顿发展制造业的理论基本上贯穿了美国工业史的始终，尽管直到19世纪六十年代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但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停止它前进的脚步。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制造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迅速成为欧洲之外的又一个制造业中心。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产业发展的变化中看到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如何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
美国十大主导行业的增加值中，机器和钢铁始终居于前两位，应当说，1900年以前，美国的主导行业的构成变化比较小，到1920年时，十大主导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农副产品及以此为原料的加工业已经完全被剔出前十名；汽车制造业在1900年尚不存在，但1920年其增加值已经达到3.47亿美元；造船业1900年还没有排进前25名，但1920年造船业增加值已经上升到第五名；电气机械业1900年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但1920年已经排名第九。
其次，看一下法律环境。在美国制造业崛起的初期，政府推动的关税法案就完成了美国对制造业的保护，从而形成了从英国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排斥英国产品的基本格局。
尽管今天的美国是崇尚自由贸易的国度，但在美国发展的漫长历史中，这却远不是美国政府政策的重心所在。相反，美国和它的先行者们一样，都是依靠层层关税及非关税保护伞走向繁荣的。
翻开世界经济史，近300年来的各个发达国家都是在贸易壁垒下成长起来的。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曾经是历史上落后于别国的“发展中国家”，在他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进行了严格的保护，而当他们已经成为最发达的国家时才主张所谓自由贸易的政策。对于这一点，即使是第一个成为强大工业国的英国也不例外，直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下议院才废除了带有保护贸易标志的《谷物法》，从而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
美国在这方面更是世界的典范。1861年，美国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将本已很高的关税税率再提高到47%，1890年麦金莱法案进一步将关税税率提高到49%，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的水平。今天即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2年平均关税税率也只有12%，而1913年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达到32%，制造业关税税率更是达到44%。可以想见，没有这样的关税保护，美国是很难将物美价廉的欧洲产品拒于国门之外的，也同样是不可能发展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体系，并最终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的。
今天，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不可动摇的信条，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已经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相信，似乎只有自由贸易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路径。在加入WTO的今天，有些学者十分前卫地搬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估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将使今后十年的GDP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从下表所展示的1875年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税率变化一览表中，我们很难与上述观点苟同。诚然，贸易自由化将促进各个国家的福利，这已经是李嘉图时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老生常谈。以降低关税为特征的自由贸易政策总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提出的，二战前英国的关税一直处于最低水平，二战后则是美国的关税最低。即使真的中国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政策促使未来的经济增长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也不是由于自由贸易本身的作用，而是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以至于我们都开始欢迎自由贸易这样生来由发达国家提出的政策了。应该看到，改革开放的20余年如果没有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中国的新兴产业的话，中国是断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绩的。
第三，看看技术运用。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把开发自己的技术放在首位，在世界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中，欧洲国家总是处在前列，相反美国强调的是形成生产能力。
欧洲国家的技术开发能力在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一直是处在顶端的，仅仅英国一国与美国相比都不会逊色太多。英国1662年就建立了专利申请制度，这为其在工业化早期占据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相当长时间内，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牢牢掌握着技术领先的优势，美国真正成为技术第一大国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美国在运用技术方面从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领先者，如内燃机虽然是在欧洲发明的，但美国却最快最普遍地得到应用；电力技术同样是欧洲发明以后在美国得到首先应用；英国最先发明的贝塞默尔新型炼钢法也是首先在美国得到大规模使用。由于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文化比较开放，新技术在美国很容易被接受，更重要的是，拥有专利或技术诀窍的人往往可以通过移民美国来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美国应用技术的能力比那些单一民族的欧洲国家要强很多。美国这种强大的技术传播能力和对新技术的巨大号召力即使在今天同样毫不逊色，世界各地的新发明总是在美国首先得以运用。
第四，看看市场环境。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是唯一的由国内市场支撑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
在1870-1992年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的出口占GDP的百分比一直比较低，即使今天美国的进出口已经居于全球第一位，它的这一比例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从来没有突破10%。值得注意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以小国林立为特征的欧洲各国的出口/GDP比率明显比其他地区为高，到1992年欧洲四个样本国的出口/GDP比率均超过20%，荷兰甚至超过50%，即使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看，他们1992年的出口/GDP比率也达到了29.7%。同样，大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出口/GDP比率一直比较低，即使在以出口机器自居的新时代(1992年为例)，日本的出口/GDP比率也只达到12.4%，很多人可能觉得日本是个小国模型，实际上日本是个典型的大国模型，内需支撑是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
(三)第三个世界工厂——日本的成长
如果说英国所以成为世界工厂，主要依赖的是其拥有先进的技术，美国的崛起靠的主要的是其自然资源和社会建制，那么，第三个世界工厂日本呢？
第一，日本跻身西方列强行列，主要是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实现的，明治维新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经验，建立并强化日本的工业基础。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出了相对保守的幕府时代，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明治精英们为首的日本明治精英在认识到日本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落后的同时，尤其认识到了美国和欧洲的繁荣是制造业发展的结果，制造业则是产业革命的产物。从制造业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富裕社会的现实来看产业革命，可以说，产业革命创立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制造业。
对于推进工业化的重视尽管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理念，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工业化的重视超乎其他所有国家。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旗帜下，1870年日本专门成立了主持工业化领导的工部省，集日本所有力量扶持工业发展。为引进技术人员日本不惜重金，当时聘用的外国专家中，收入最高的铁道专家卡基尔的月收入20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务总理800日元月薪的2.5倍。1874年支付给外国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薪金竟占工部省经常性支出的33.8%。
日本下大血本发展新兴制造业的努力，在1870年后的40年里成效显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纺织、电气、煤炭、钢铁、机械、造船等工业，造船甚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01-1914年，日本工业年平均增长6.3%，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第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和平宪法的框架内开始重构日本的工业基础，并迅速通过朝鲜战争带来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工业基础的恢复。
尽管日本在战前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一只脚踏进了发达国家俱乐部，但经过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时经济体系可以说已经被彻底摧毁了。重建日本经济的道奇计划虽然在废除统制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对恢复日本经济有一定的作用，但大规模关闭原有的工厂却令日本的制造业雪上加霜，加之由此产生的大量失业使得供给和需求双双紧缩，造成了日本经济史上特有的所谓“稳定恐慌”。但朝鲜战争为日本的制造业恢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谓美国在朝鲜战争的“特需”为战后日本第一次经济景气提供了动力，为配合美国的战争需要，在煤炭、钢铁、电力和海运等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钢铁业以世界上先进的带轧钢机取代了递回式轧机，效率提高了1000倍。而在电力方面，1952年第一次从世界银行贷款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成套设备。此外，各种新兴产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比如化肥、合成纤维等都开始了工业化生产，更值得称道的是日本的日产公司和丰田公司开始着手生产汽车，日本的汽车工业终于起步。
到五十年代中后期时，日本的制造业不仅实现了经济恢复，而且在许多行业，甚至是一些新兴行业也迅速实现了规模化生产。1956年日本的造船业跃居世界前列，当年接受外国油船订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标志着日本汽车产业的丰田皇冠问世，并迅速实现了批量生产。在通产省制定的《第一期石油化学计划》中，日本四大化学公司-日本石油化学公司、三菱油化公司、三井石油化学公司和住友化学公司相继建立，致力于聚乙烯的生产。家电王国松下在1955-1960年的几年中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速度，日本的家用电器普及率也奇迹般地上升，以电视机为例，1955年以前的普及率在1%以下，而1960年则达到将近50%。
第三，以迟田内阁提出的十年倍增计划为指导，日本在六十年代末实现赶超目标，1968年日本的GDP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资本主义强国，而这一时期提出的贸易立国的战略本质上还是工业立国或制造业立国的战略。
1960年迟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现代经济史上的里程碑，该计划拟通过十年的努力，在1970年时把经济规模扩大一倍，正是这一计划的成功实施创造了所谓日本奇迹。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尽管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但日本在十年后的表现更令人吃惊，基本上所有的指标都比倍增计划有所提高，日本在钢铁、化工、机电、汽车等制造行业迅速建立了在全世界的优势。经过十年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原定目标的50%以上，进、出口额增长速度达到16.8和15.5%，比计划指标分别超出6个百分点以上，工业生产指数每年的增幅更是达到13.9%。
日本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必须大量利用海外资源才能支撑经济快速成长，也正是这种客观环境使得日本将贸易作为立国的基础。特别是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之后，日本更是将大进大出作为发展制造业的基石。由于新兴制造业往往具有比较长的产业链，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延伸非常成功，产业间的相互递进成为日本制造业不断升级的重要特点，所谓“投资引起投资”的现象不断出现。例如，生产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企业，为实现批量生产增加了设备投资，这种投资带来了对机床需求的迅速增加，这又达成了机床行业为扩大生产进行投资的诱因。同样，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增加了重工业以外领域的需求，引发了生产橡胶轮胎、合成树脂等部门的投资扩大。当然产业链得以延伸并不中断的条件是能够生产出具有足够竞争力的产品，对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日本与主要发达国家在1950年以后出口增长的比较就不难得到解释。日本的出口在1973年达到951.05亿美元，是1950年出口额的26.89倍，大大高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增幅，即使在此后，各国的贸易增长相应缓慢下来，日本的出口增长也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正是在六、七十年代这短短的20年里，“日本制造”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发起的攻势让整个世界都难以抵御，日本也迅速成为除美国以外最强的经济体。
第四，八十年代提出的技术立国战略的实质同样可以用深化制造业来概括，正是深化制造业基础，使得日本在包括汽车、石化、重型机械、电子等领域建立了连美国也必须予以重视的国力，使得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衰落在八十年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日本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攻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只能用极端惶恐来形容。一时间，日本模式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在石化、重型机械等领域，日本在很短的时间超过了欧洲，在汽车和电子等领域则同样让美国老师狼狈不堪，我们可以从日本在1980-1995年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中看到日本在这几个领域的巨大进步。日本在八十年代以后工业结构明显走向了所谓重化工业化，化工、机械、运输设备等行业的出口一直占到总出口的70%以上，1995年甚至已经超过了80%。与此同时，工业原料和燃料在日本进口产品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在迈向重化工业化的初期，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
当然，在八十年代，以丰田汽车为首的轿车工业建立的显著业绩是最让日本人自己称道的日本的轿车几乎踏平了整个发达国家轿车市场，1980-1985年，美国市场上出售的轿车20%是日本制造，而美国这一汽车大国的轿车总进口量不过占总销售量的25%左右。
许多研究者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就跻身列强行列，并在二战战败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关键在于它在制造业领域的长足进步。
二、“离制造业”故事引起的思考
许多研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的高增长均源于制造业的蓬勃活力，亦即工业化的推动：当一国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时，该国整体经济增长同时高企；当一国制造业开始衰退时，该国整体经济增长相应低迷。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开始衰退。此后，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明显后工业化特征并且增长持续低迷；英国和德国的制造业衰退开始于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也是英德两国工业终结以及经济增长步入低迷的转折点；日本制造业衰退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与此同时，日本整体经济也自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低迷增长并且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四小龙”和东盟的经济起飞源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强劲推动，直至20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地区的高增长依旧由区内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支撑；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至20世纪七十年代，拉美经济高增长同时伴随着制造业快速的发展，八十年代后，拉美的经济动荡也与该时期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丧失密切相关。
(一)大英帝国的衰落
考察英国经济的衰落过程可以发现，其经济上的滑落基本上与其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不断下降是吻合的。英国的工业生产从187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32%一直下降到1913年的14%。而相应地，德国的份额则从1870年的13%上升到1913年的16%，美国的份额更是从1870年的23%直线上升至36%而居于世界第一位。
虽然英国的衰落有种种原因，历史学家的解释更是有很多版本，但过度把眼光放在虚拟投资而忽视实业投资，尤其是国内的实业投资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一战前后，英国的制造业技术不仅已经无法和后起的德国、美国相比，甚至于英国长期保持的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也在不断缩小。
第一，证券投资的无限膨胀导致投资沉淀严重，产业投资的力度却相应地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也使得曾经以创新精神为旗帜的英国人变得十分懒惰。
即使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英国新增财富大部分都沉淀在了证券投资上了，相反，支撑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指标——国内资本形成却始终处于低水平，这一度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腐朽的集中表现。资本过多地集中于流通领域虽然体现的是一国较为发达的特征，但长期的国内资本形成不足在经济学的含义上是必然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的。英国的产业空心化使得工业革命初期以具有创新精神自居的英国人失去了原有的锐气，经济地位并没有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扩张而强大，相反，在19世纪末相继被德国和美国超过。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国内资本形成中，英国排在最后一位，而美国和德国则保持了较高的国内资本形成水平。如果把这一数据与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的数据加以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到更大的反差。在高速发展的六、七十年代，日本、德国的国内总资本形成都大大超过20%，也正是这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得日、德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第二，国外投资极度扩张，尤其是对殖民地和美国投资的极度扩张导致国内投资的不足，从而最终影响到国内产业的升级。
考察英国1865-1914年近50年的资本流向就可以看出，作为经济活力发动机的私人资本在这50年中并没有大规模地投向英国本国的产业，这期间英国的私人资本只有30%投向了国内，远低于投向美国的42%。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资本成为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发动机，正是南北战争后的近30年的持续增长使得美国超越英国等欧洲国家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直到1914年，英国对美国的投资仍然占其海外投资的21%。19世纪末期，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不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规模上说都已经比英国更有竞争力，英国的经济增长也比德、美两国缓慢了许多。
对于英国过度海外投资的争论在英国议会经常是热门话题，但从来也没有形成一个针锋相对的策略，相反，投资海外的步伐还大大加快了。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仍然是依靠外来资本支撑的经济体，而其最重要的资本输入国仍然是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繁荣的今天就是大英帝国繁荣的继续，作为一个英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作为一国发展战略的选择，英国有很多机会可以使得大不列颠岛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更为高大一些。如果不是在19世纪末期英国忽视了大力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衍生的制造业，英国就不会很快出现今天称之为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也就当然不会迅速沦为一个不仅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并且与德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也有相当大差距的二流国家。
第三，技术移民的过度增长导致英国竞争对手实力提高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自身技术的进步，削弱了英国产品在全世界的竞争力。
英国海外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三十年代，1832年英国的海外移民就达到10万人，1842年达到13万。而1847-1849年间平均每年海外移民达到25万人。尽管大部分移民与英国在海外开掘殖民地密切相关，但大规模的技术工人的流失在英帝国的衰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个英国早期的技术移民审查机构在1823年就强调了技术移民对英国技术进步产生的恶劣影响，仅在这一年英国技术移民流入法国的就有1600人之多。此外，技术移民携带的大量资金也使得英国的资本流失非常严重，1853-1880年间，英国外流的人口总数达到246.6万，就其资本流失而言，平均每年达到近8000万英镑。当然，比之技术移民流失造成的困境而言，资本流失还算不上很恶劣的后果，在英国的移民中，将近60%的人口属于技术工人及工程师，他们不仅在各国为英国培养了大批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过度增长的技术移民严重影响了英国国内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德国正是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而美国更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近30年的经济增长而嬗变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第四，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培植自己的分工体系，在工业化以后，英国一般制造业主要是通过殖民地和欧洲大陆来完成的，这从长期影响了英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殖民地独立性的逐渐提高和欧洲大陆制造业水平的提高，英国控制全世界的这种特征逐渐不复存在了，而英国国内的老工业基地却在殖民地和欧洲大陆的竞争中逐渐衰落，从而最终使英国的制造业优势变成了劣势。
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真正被纽约所取代是在二战以后才有的事，在此之前，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存在了300年。英国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就开始构筑有利于自己的全球分工体系：通过大量的海外投资，英国建立了一个分工严密的殖民体系，印度、埃及这样的殖民地就主要为其提供主要的纺织业产品原料，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殖民地则为英国提供大量廉价的农产品，欧洲大陆和美国成为其主要的制成品生产基地和庞大市场，而英国自身则逐渐成为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和资本输出的场所。
英国在1870年以后，虽然经过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但英国几乎没有从这次革命中得到什么强化自己工业霸主形象的本钱，相反，英国人满足于靠着剪息票这样的历史经典来打发自己悠闲的时光。尽管英国的很多传统工业已经严重落伍，但改造这些工业的动力却没法和将手伸向国外相提并论，号称钢铁、内燃机时代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里，英国几乎没有在本土建立起这两个领域内优于美国和德国的强大制造能力，虽然最先进的贝塞默尔新型炼钢法是从英国开始的。而英国的海外投资步伐却从来也没有减缓，产业空心化就是在这种日不落帝国的高歌猛进过程中日积月累的。
(二)日本经济的衰退
日本制造业曾经创造过无数的辉煌，从1960-1973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堪称二战后的一个全盛时期，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99%，而同期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362%，其中关系制造业命脉的机械工业增长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12%；1973-1990年，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61%，而同期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83%。进入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其衰退可以找出包括政治体制落后、金融体系混乱等诸多原因，但最为本质的原因还是其制造业的竞争力逐级下滑。总部设在瑞士洛桑的“经营开发国际研究所(IMD)”，每年都发表《世界竞争力报告》，该报告针对有影响和有实力的47个国家和地区的8个领域、288个评价项目的竞争力进行分析。根据这个报告，日本的国际竞争力1989-1993年连续为第一位，1995-1996年下降为第四位，1999年猛降为第16位，排在美国、新加坡、芬兰、卢森堡、荷兰、瑞士、香港特区、丹麦、法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典和英国等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出现国际竞争力如此大幅下滑的状况在日本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一，家电、汽车等行业的相对萎缩是日本制造业衰退的一个重要导因，与此同时，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没有及时跟上以支撑传统行业下滑导致的经济衰退局面。
二次大战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日本在推行“贸易立国”的战略中培育了钢铁、汽车、家用电器等支柱产业，确实取得了成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关系不断扩展，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日本经济的锋芒甚至远远盖过了美国，一度传出所谓“购买美国”这样的体现日本实力强大的事件。但进入九十年代，日本遭遇了其发展史上最大的滑铁卢，十年间经济运行每况愈下，与美国连续127个月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有人因此说，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已经是日本国力能够达到的极限了。
在传统的家电、汽车行业上，日本在九十年代不再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势，相反，其萎缩是十分明显的。2001年日本的四大家电企业都出现亏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日本产品正逐渐被本国产品替代，这种趋势将会长期存在。另外，曾经创造巨大优势的日本汽车在九十年代也失去了往日的锐气。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车单位生产成本比同样的美国汽车低将近1000美元，但九十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汽车的单车成本低1000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九十年代用先进的IT技术对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在生产、销售等诸多环节降低了成本，而日本汽车工业在九十年代应用IT技术方面则明显落后于美国。
日本制造业面临的这种困境在九十年代变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在新兴的IT产业领域，不论是欧盟，还是日本都无法与美国所处的强大优势相比，特别是在IT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与美国相距甚远，这就导致其只能在美国创新的基础上发展IT的支援体系，事实上日本的IT产业结构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格局。但另一方面，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GDP在发达国家中也居于前列，在生产要素投入的几乎任何一个环节与新兴工业国家相比都处于劣势，在IT支援体系的几乎全线产品上，亚洲四小龙都与日本形成一种新型竞争关系，尤其韩国和台湾地区与日本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半导体领域，韩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同样在芯片领域，台湾现在也积累了不小的优势，可以想见，今后日本在IT支援体系的发展中还会遇到更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这一领域大幅投资的时候。
第二，六十年代以后形成的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势头一直没有改变，到九十年代，这种产业转移后形成的反出口直接与国内相关产业形成强烈的竞争关系，迫使日本发展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而由于美国在高技术行业上几乎垄断的优势使日本难以在这里找到突破口。
日本吸取了大英帝国衰落的教训，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产业空心化这样的发达国家综合症非常敏感，所以，除八十年代在美国大幅投资外，对外投资的步伐一直不是很快。而且日本的投资往往带有强烈的占有当地市场的目标，日本的大多数的投资之所以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欧美国家不断增加的对日本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得日本被迫采取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但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改变了发展战略。在著名的《前川报告》(也就是《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和通产省产业结构审议会的报告《21世纪产业结构的设想》的推动下，日本提出了所谓“技术立国”和“投资立国”的发展战略，强调进行产业转移。此后，日本的海外投资增长较快，尤其是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大幅增长，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在1992年后增幅巨大，1995年已经达到23%，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缩，但增加对这一地区的产业转移是日本政府的一项长期政策。
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日本的投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6-1995年东亚国家发展黄金的十年中，除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印尼等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仅日本的投资就占到了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3左右，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就是东南亚国家崛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同时这对日本经济十年的衰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是日本的必然选择)，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第一，日本的直接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尽管在投资的初期是以占有本地市场和出口欧美各国为目的的，但这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此后则逐年开始返销日本市场，和日本形成激烈的国内竞争关系，到九十年代这种竞争关系已经引起了日本的高度关注，甚至还时有贸易争端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甚至不顾各危机国的强烈反对，坚持收缩东南亚投资和生产线填补国内漏洞，这让东盟国家十分失望，实际上，随着东盟国家逐渐与日本形成竞争关系，他们的蜜月就很难继续，一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关系。第二，和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在产业转移的同时并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彻底转型，尽管在IT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一些传统的家电厂商如SONY、TOSHIBA等的IT收入已经远远大于其家电收入，但就IT行业的整体而言，比之美国则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使得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撑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家电、汽车等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与东南亚国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就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跨国公司从自己生存的利益出发只能继续这样的产业转移，而有意思的是日本经济同时也显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日本的跨国公司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业绩优良，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程度却越来越深。
第三，过度发展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而削弱了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制造业使得日本在金融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出现主导产业乏力，制造业竞争能力下降。
日本在完成了赶超任务以后，资本由短缺转为过剩，1985年的日元升值进一步促使财富大量增长。19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促使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由于日本属于土地极为稀缺的国家，地价本来就较其他发达国家为高，国土开发计划导致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短时间内暴涨，东京的一栋普通住宅售价超过100万美元，东京股票指数更是一度冲上了16000点，和现在跌破10000点的状况相比何止十万八千里。此外，股市和地市的双高产生的高额利润还使得大量资本沉淀于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部分造成了新兴产业投资相对于美国的滞后，这一恶果在九十年代美、日经济的对比中清晰可见。而泡沫破灭后，日本的资产价格下跌造成房地产缩水900多万亿日元，股票比高峰时期缩水300多万亿日元。资产缩水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那些贷款购房和持有股票的居民财产减少，消费下降；企业资产减少、负债过大，资产负债率猛增，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大增；促使物价下跌，导致通货紧缩。除了泡沫经济这一恶果以外，没有及时促进产业升级是第二大恶果：由于没有找到新的主导产业，以至日本的产业结构至今仍是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工业为主，没能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虽然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中日本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技术创新却严重落后于美国，日本的IT整体而言只能算是美国IT的支援体系，这使得日本的IT产业的独立性很差，极易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2001年出现的负增长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产物。而同期美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在研究和开发上站在了世界的最前端，领导了IT行业的几乎所有的技术革新，也促进了其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使得其传统产业的效率也提高了，经济进入一轮良性循环。反观日本，其家电产业和汽车产业双双出现大幅衰退时，日本经济也因此进入了最冷的寒冬，2000-2001财年日本的四大家电巨头竟然同时出现巨额亏损，创造了日本近30年发展历程的一个新记录。
(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九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台湾地区为了和香港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不惜牺牲制造业的利益导致九十年代中后期经济逐年滑坡，目前他们都开始意识到可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对于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来讲，香港作为区内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他们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采取各种措施力争成为香港的替代者和部分替代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成为他们十分普遍的政策，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并在建立亚洲货币和期货市场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领先，而台湾地区则把成为亚太经济的营运中心作为长期目标，台北相应地成为区内的金融中心。但在新加坡出了李森事件，并进一步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他们都相应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巧合的是，他们都把重塑和深化制造业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
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最小，受到冲击时间最短的台湾地区关键是靠了强大的制造业支撑才得以鹤立鸡群。
在很大程度上，台湾地区不仅没有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创，反而在东亚经济普遍走入低谷时很好地利用了他们衰退留下的真空，成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在东亚的最大受益者。台湾的这种上升势头主要得益于其竞争力强大的制造业，特别是IT制造业。起始于八十年代初的台湾电子科技业发展飞速，作为岛内最耀眼的明星产业，目前已成为台湾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保持对外竞争力的发展动力。据统计，台湾已有近半数出口是靠高科技产品。在1996年排名世界第一的11项产品都属于高科技产品，电子科技业的发展尤为突出。主要的资讯电子产品微型电脑、监视器、电脑终端机、软磁碟机。打印机、鼠标等自九十年代初就已居世界前列。台湾电脑业竞争力强，为世界主要品牌代工，是全球个人电脑主要供应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28.6%，尤其是笔记本型电脑居世界第一，1999年出货936万台，市场占有率达49%。在监视器的生产上，台湾居世界龙头地位，为全球第一大生产地区，市场占有率高达57.5%，出货量为1.02亿台。
最近几年，台湾地区的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先后取代纺织业的出口地位，成为第一大外销订单来源。近年这类产业出口增长率，更是领先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提升。据统计，1996年45.7%的出口，是靠高科技产品支撑。台湾电子、资讯产品，1996年占制造业产值比重约10%。预计到2005年，这些产业产值将高达新台币27567亿元。届时台湾制造业每生产4元中，就有1元来自这些产业的贡献，显见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传统工业发展相形见绌，后者占制造业产值比重，已由1986年的40%衰退为26.6%。以新竹科学园区为中心的台湾高科技工业共有203家高科技产品厂商，1996年产值为新台币3118亿元，增长6.4%。其中，出口值为2023亿元，虽只增加1.5%，但已占全台外销值的7%。同时，一批著名半导体企业，如台积电、联电、华邦、茂矽、日月光、旺宏等也脱颖而出成为台湾企业界的新贵。
第二，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关键是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实现了在制造业上的全面替代，尤其是在家电和其他日用消费领域，他们的危机同样在于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急剧下降。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概而言之就是成长为出口机器，不论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东盟其他新兴国家概莫能外。亚洲四小龙从1980-1996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居高不下，新加坡和香港的比率一直高过100%，香港本土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制造业，但正是“前店后厂”的运作模式支撑了香港经济近20年的繁荣，也就是说，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体化造就了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新加坡的情况实际上也比较类似，它把整个东南亚当作了自己的腹地，某种程度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类似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赶超时期所创造的速度。韩国在1960-1990年的30年中出口的增长平均达到了近30%，台湾地区也超过了20%，在中国大陆崛起之前，亚洲四小龙供应了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市场大部分的家电和日用消费品，实际上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在美国低端消费品市场才超过台湾地区成为最重要的供货商。
第三，亚洲金融危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金融领域的问题，实则正是核心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而同时又没有发掘出新的优势产业的结果。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九十年代热衷于金融领域的国际接轨，而对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却没有给予真正的重视。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所谓雁行结构在东南亚国家开始全面起飞时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相比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国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也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基础。这就使得试图通过替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留下的国际市场真空(甚至有些产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没有放弃)而完成经济起飞的东南亚国家在吸收外来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占领美日等国市场的战略在很多行业遭到中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而很难实现，为了更进一步达到有效吸收外国投资的目的，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放开资本流入渠道的方式吸收外国投资，加上此时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东南亚国家金融改革的加速进行。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南亚国家几乎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完全放开了金融市场，包括被称为金融领域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也几乎完全放开。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并没有意识到造成其经济增长放缓，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的原因在于其制造业结构不合理，既没法和台湾地区和韩国竞争，又没法和中国大陆竞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讲非常容易走向边缘化。直到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国家才开始大幅调整产业结构走专业化的道路参与国际竞争，而以东南亚国家的实力还难以服务业立国，对于这一点，即使是区域内相对发达的新加坡也同样无法做到。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是这样呼吁的：“我国不能放弃制造业，而且还必须设法维持它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一定比例，目前是四分之一；即使大力发展服务业，也不能放弃制造业。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必争论，即使还有人要争论，未来的争论点，应该是怎样让制造业继续有立足之地。”八十年代中期和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新加坡的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宽融资渠道，从而确保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三、一点启示
今天，人们更有兴致讨论的是新经济，是网络信息产业这样时髦的话题，而制造业则被一些人称之为夕阳产业，不仅大量的资本倾向于从制造业流出而不断虚拟化，人们对制造业的关注也降低到了让人忧心的地步了。
本文的讨论表明，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到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到创造第一个东亚奇迹的日本，无一不是靠制造业崛起的。即使后来者如亚洲四小龙、东盟诸国，也同样是靠制造业的强劲扩张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的。而与此相对应，一些经济大国所以未能创造新的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再象其强大时那么强大。
我们认同和肯定新经济的价值和贡献，正象我们认同和肯定其它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和贡献一样。但这种认同和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和特别贡献有丝毫的怀疑。
本文的探讨强化了我们对制造业的认知和理解。由此，我们不难获得下述结论：大国的兴衰印证的是制造业的兴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选择上，应当毫不犹豫的把振兴制造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采取多种措施，坚决把制造业做大做强，这是实现经济强国梦想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