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1日电 北京的城市生活现在已回归正常，但本周出版的《瞭望》周刊载文指出，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历史累积而成的城市安全隐患并不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消失。与国际上管理水平较高的大都市相比，北京存在不小的差距，全国其他城市同样有差距。这种差距给城市居民带来的是安全隐患，城市的管理者不能视若无睹。

　　北京距安全城市有多远？文章列举了六方面的问题。

　　城市密度过大

　　合理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是防灾与减灾工作的基础，这项工作存在任何疏漏都可能成为新的城市灾害之源。从防灾角度看，北京的城市发展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方面，其中之一即城市密度过高增大灾害风险。

　　目前北京旧城区的建筑密度已是近郊区的5.9倍，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已是纽约的1.7倍，中心区已处于超饱和状态，并引发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问题，不但容易酿成新的城市灾害，而且不利于在地震与战争状态下人口的疏散与救援工作的展开。

　　城市开阔空间流失

　　文章说，与城市功能过度集中相伴而生的是城市开阔空间的流失。虽然近年来北京加强了城市广场、公园及绿化带建设，但总体看北京在紧急状态下可用于人员疏散的开阔空间仍然缺乏。

　　在近10年来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一些城区的体育场、公园等开阔场地遭到相当程度的蚕食；在城市日益膨胀的过程中，绿化隔离带也由20世纪50年代的300多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的240平方公里。市区范围内楼多绿少、房多空少。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专家介绍说，1公顷城市用地需2公顷的树木来维持生态平衡。如果没有足够的绿化面积，城市虽可通过空气流动来补充氧气，但是遇到特殊情况，特别是在冬季，当风力小到低矮云层刮不走时，城市就容易缺氧，污浊的空气还会使呼吸道疾病的感染率上升，危及人身安全。

　　人口规模接近环境容量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为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市区发展接近环境容量可能引发一系列人为灾害及隐性重大事故。

　　北京经过50多年的建设，市区建成区面积已突破490平方公里，市区人口已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并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

　　不可忽视的地震威胁

　　一些专家认为，北京薄弱的基础设施，不仅缺乏备灾能力，甚至欠缺正常状态下的可靠运行率。比如，近年来北京多次发生自来水管爆裂事故；1996年因吊车碰坏一处高压线就造成西部城区较大范围停电；2001年12月7日的一场小雪使全市陷入交通瘫痪状况。

　　据对近3800年的统计表明，北京处在6级大地震带包围之中，发生过5级以上的地震80次，其中7级以上大震6次，被地震减灾部门排为中国60个处于6级Ⅷ度地震威胁的城市之首。20世纪80年代，建设部门已建立规范，要求北京的新建筑必须达到抵御Ⅷ度地震破坏裂度的能力，但对此前已建成的房屋，并未有积极措施增强其抗震能力。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结构工程专家提出，近年来北京多次举行建筑设计的国际招标，但许多重大项目的评审缺乏结构工程师的参与，以致有的中标方案存在复杂的结构安全问题。比如欧洲建筑师设计的以两个“Z”型拼成的中央电视台新楼方案，要做到抵御Ⅷ度地震破坏裂度尚能实现，但对这类重大设施的设计一般应提高一个抗震等级，而这个方案几乎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欧洲自古很少地震，建筑师一般不会太多考虑地震方面的因素，而中方就必须结合国情。

　　缺乏综合防灾法律体系

　　人口、资源、环境、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四大要素，尽管可持续发展已在中国被提到空前高度，但在城市发展中，安全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并获得制度建设的保障，北京也未能例外。

　　文章通过调查指出，减灾指挥与管理是北京综合防灾工作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民政部门主要从事灾后救济，气象、地震、水利、环保、消防、地矿、农林等部门的监测预报与防灾减灾经常是各自为战。不少干部将减灾简单视同于救灾和赈灾，重视当前利益，忽视全局和长远利益。

　　最近北京市人大提出的2003年至2007年立法规划项目并无城市综合防灾与减灾方面的内容。长期跟踪研究北京城市灾害问题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对此深表忧虑，他曾通过政协等渠道多次呼吁加强这项立法，但得到的答复是处理灾害的各项法规已基本具备了。

　　金磊说，这表明对城市灾害这个概念还缺乏基本认识，认为有了地震、消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规就可以了，而没有意识到看似单一的灾害一旦在城市里发生，必将引起连锁反应。

　　城市安全认识尚待提高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对城市灾害的分类，多还停留在“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五个方面，对传染病及其它新的城市灾害缺乏足够的重视。由于缺乏正确的安全观，社会的安全文化教育匮乏。

　　文章说，北京作为首都，在重大灾难降临时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跨越部门障碍，迅速及时地调配资源，完善领导干部的责任制？这也是保障城市安全的重要课题。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侯少文教授认为，处置危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把它置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中加以筹谋。(来源：《瞭望》周刊，作者：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