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6日电 政治家说话,即使没有哲理,也会有前瞻性语言,而政客就只一味哗众取宠,有时还口出狂言。如果以此作准绳来审视当今日本政坛,那么,有资格当政治家的人,就真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贪赃枉法、拈花惹草、恣意妄言的政客,却总是络绎不绝,使人对日本政坛不得不“刮目相看”。
联合早报今天发表文章说,最近,日本不仅有越来越多政客恣意妄言,而且使用越来越强烈的攻击性言词,使人担忧它会成为一种风潮、一种政治趋势。
石原又发出狂言
过去,日本传媒总是称政客的恣意妄言为“失言”,就是一时不小心,把心中话说溜了嘴。不过,他们虽然歪曲历史,出口伤人,但一旦遭到强烈抗议,特别是当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作出强烈反应,这些政界要人就会以“失言”来掩饰,当局也会要求他辞官,事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却丝毫不受影响,换一个场合又会故态复萌。因此,日本便有演不完的“失言”闹剧。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著名的极右派,顽固的国粹主义分子,他不止一次公开挑衅中国,蔑视亚洲人,不仅故意称呼中国为“支那”,中国人为“支那人”,还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等等。
石原对外说“不”,成了他的招牌和政治资本。在四年的东京都知事任内,他并无特别建树,今年4月却以308万高票再次蝉联,这是日本的怪现象之一。
2001年11月,石原接受日本一家女性杂志采访,又大放厥词,说:“女性停经以后已无生育能力,继续生存下去只是一种浪费与罪恶。”如此歧视与侮辱女性,东京妇女依然选他连任都知事,这是怪现象之二。
7月18日,石原对自民党治安强化委员会发表演讲,再度强调“支那”的称呼没有任何不妥,又说东京的罪案多数是“支那人”干的,迟早会发生绑架日本要人子弟的案件,应尽快将他们遣送回国,费用可从(援助中国的)ODA款项中扣除。
所谓东京都知事,就是首都大东京的市长。石原是正式演讲,不是“失言”。何况石原不是莽夫,是个成名的“小说家”;也不是政坛无名小卒,而曾经是自民党政府部长,竞选过自民党总裁。只能说,他是个“智能犯”,有政治意图的“煽动者”。
认真研究便能发现,石原的狂妄,一是出于他国粹主义的本性,二是为了积极响应极右前辈江藤隆美的排外论调。
“第三国人是劫匪杀人犯”
7月12日,78岁的自民党元老江藤隆美在福井市举行的自民党支部会议上讲话,再次公开否认日本曾侵略过中国、朝鲜,又说,如今非法移民充斥日本,他们都是“劫匪、杀人犯”。一旦朝鲜半岛“有事”,还会有大批难民拥到日本。
江藤隆美是自民党江藤-龟井派的会长。1995年10月,他担任内阁总务厅长官期间,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日本在统治朝鲜半岛时“也做过好事”,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洗脱罪名。
现在,他不仅坚持皇国史观,而且还重申1910年的“日韩合邦”的前提,是“两国签定了合并条约,获得国际联盟批准”。《朝日新闻》的社论很不客气地指出,国际联盟是在“日韩合邦”10年后才成立,何来“批准”?这明显是另有企图的发言。韩国《东亚日报》则说:“这是在未能正确掌握历史事实情况下发表的妄言。”
江藤说:“东京歌舞伎町是第三国人支配的非法地带。专门干偷窃、杀人勾当的家伙多达100万人,这些人制造了混乱。”
所谓“第三国人”,是战前军国日本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等殖民地人民的称呼,跟“支那人”一样都是贬义词,如今已经成了死语。而江藤隆美和石原慎太郎等军国遗老继续使用它,说明他们不仅缅怀军国的过去,而且还憎恨现在的自由民主。
日本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也有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现象,但“外国人”与“犯罪”不是同义词。政客们将它等同看待,相提并论,不仅是推诿责任,而且也是煽动国民排外。
右翼极端排外情绪化
日本是个岛国,跟任何国家都没有共同边界,除了对日裔网开一面之外,根本不接受外国人移民。虽然如此,非法移民或过期居留者却充斥日本,明显跟日本的劳工政策,特别是在泡沫经济高峰期有分割不开的关系。日本有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当局要严格防止非法入境或逾期逗留,认真处理社会犯罪问题,并非办不到。真实情况也许就和日本的黑帮问题一样,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在日本偷窃、贩毒和贩卖色情的人,确实有不少是外国人,但他们的合伙人是日本的黑帮。近期激增的杀人、绑架、强奸和少年犯罪等等,又有哪一宗不是日本的“纯国产”?
日本恣意妄言的政客,他们对自己人的胡作非为又如何表态呢?面对长崎12岁中一学生拐骗和杀害四岁男童案件,身为小泉内阁防灾部长的鸿池祥肇竟然说:“(男童)父母应游行示众,之后再被斩首作为惩罚。”对29岁男子软禁四名12岁小六女生、然后自杀的事件,鸿池发表的言论同样幼稚到了极点。他说:“谁是加害人,谁是被害人,难以辨别。”
对一批大学生专搞派对诱奸女生的事件,自民党行政改革推进本部长的太田诚一却称赞这些大学生“很有活力,更接近正常人”。
有专家分析,日本政客之所以恣意妄言,哗众取宠,极度挑衅,这和十年来日本经济停滞有关。日益成熟的环球化凸显了日本的落伍,也反映了日本的信心在丧失。因此,排外的民族主义抬头。
除此之外,小泉纯一郎从一个弱势政客摇身一变成为掌权的首相,靠的就是简单、强烈的政治语言,靠的就是发挥了所谓的“剧场型”效果。例如,他把党内政治对手称为“抵抗势力”,虚拟一个敌我对抗的悲壮场面,以此博取了同情弱者的支持,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今年初,在野党在国会质问首相小泉:为何不遵守限制国债发行年不超过30万亿日元的诺言?他竟然面不改色地回答说:“不遵守这个诺言也算不了什么。”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有了首相的示范作用,执政党高层和政府部长们当然会竞相效仿。(作者:黄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