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日电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北京日报日前刊载文章说，人们都知道，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但同时，认为“南昌起义失败了”的观点也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然而历史事实是——南昌起义是一次胜利的起义，不是失败的起义。本网转载该文如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者根据有关南昌起义的大量文电和资料，对南昌起义有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左”倾盲动错误思想指导下，于1927年10月24日发出了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于1927年11月14日作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处分了南昌起义的领导同志。虽然“左”倾盲动错误后来得到了纠正，但是当年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片面的、不合实际的评价，并未得到一一澄清，至今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全歼守敌3000余人，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从8月3日至5日，在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起义部队两万余人，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南昌。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这一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无疑是胜利的、成功的。那么，为什么在起义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给南昌起义下了“失败”的结论呢？这是因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利，未能实现原先制定的计划。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前敌委员会，其指导思想还是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所以计划南昌起义后部队由江西进入广东，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后，部队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当时我们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还不健全，四面敌情严重，又加天气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9月中旬，起义军由闽入粤，占领了大埔县之三河坝。决定朱德的第9军和11军25师留守三河坝，起义军主力向潮州、汕头挺进。其中，驻三河坝的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同年3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1.2万人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等率领的赣湘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综上所述，如何评价南昌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动的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策划和领导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发动的。8月1日起义胜利后，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召集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成员及各省党部左派代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有7人，江苏、顺直(河北)、福建、湖南、山西、甘肃、四川、新疆、东北、安徽、上海、绥远、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西、哈尔滨和海外党部(包括欧洲、日本、暹罗、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计45人。其中多数是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上，叶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随后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委员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共产党员，加上在南下途中入党的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共计15人，占多数。二是反对蒋、汪叛变，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7人，其中张曙时、陈友仁参加了南昌起义，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没有赶到南昌，但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三是想争取他们参加或支持革命但未成功的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三个人。革命委员会虽然仍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是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1927年8月21日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就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但在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

　　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是在极左观点指导下形成的

　　从8月21日到9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突然转变，其根源在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8次全会上演说时还认为左派国民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然而时隔不久，斯大林在7月28日发表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论，认为广州时期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对象。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调离后，新代表罗米那兹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中国。他积极贯彻斯大林上述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断，而且有所发展。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就是在这种极左观点指导下形成的。

　　1927年10月24日和11月14日，犯了左倾盲动错误的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党内通告和决议案，严厉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

　　通告和决议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同时批评“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这显然是批评南昌起义后建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争取张发奎，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权宜之计。在大革命时期，张发奎与其他军阀相比，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他任命了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担任师、团级军官，营连级军官及政工、参谋人员任用的共产党员更多。这些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武汉政府进军河南进行二次北伐获胜回到湖北后，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4、11、20军，共4万大军，成为武汉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等多数领导同志，已看清张发奎即将反共的面目，主张彻底与张分手，起义后也不主张把张列入革命委员会名单之中。有些同志认为，尽量争取张发奎，至少可以达到削弱反动派力量的目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南昌起义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命令张发奎率部追剿起义军。张发奎自知第二方面军剩下的一万多人，不是贺龙、叶挺两万大军的对手，他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对策。张发奎早有南下广东自立门户的打算，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建议张发奎不要追击叶、贺，让叶、贺南下后削弱李济深的力量，张再打起援师旗号，直趋广州。张发奎不知叶剑英是为保护起义军，采纳了叶的建议。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争取张发奎虽未成功，但也没有使我党我军招致严重损失，中央通告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军事投机”是不符合实际的。

　　所谓军事上的错误，是指起义部队“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复不直往南下进攻梅县，惟恐伤兵辎重运输之困难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同时指责对不稳的部队，如蔡廷锴的第10师“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关于南下路线，前委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原定的南下广东、夺取广州、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建立根据地，再行北伐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起义军不管走什么路线，都不可能实现原定的目标。走赣东直下东江，是为了避开敌之锋芒，同时也是因为东江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准备与东江农民运动结合。上述决策是周恩来与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贺龙、叶挺、刘伯承及苏联顾问等集体讨论决定的。而起草处分南昌起义领导人决议案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都很缺乏军事知识。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上述种种指责，决定给前敌委员会领导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警告处分；给谭平山开除党籍处分；给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现在看来，这些处分都是不适当的。

　　南昌起义开创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史，其历史地位和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虽然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但是，取得了宝贵的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革命的火种，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建军骨干，为创建、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朱德在南昌起义时领导的部队虽然不多，但是在起义军南下广东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的情况下，朱德为保存革命火种，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加上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时共有1.2万人。在这支队伍里，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周子昆、陈光、张际春、毛泽覃、林彪、粟裕、黄克诚、邓华、肖克、杨至成、赵尔陆、杨得志等一大批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播种的革命火种遍及全国，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十名大将中有四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加入过南昌起义部队的。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的人总是力图贬低八一起义的地位和作用。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就曾极力诋毁朱德元帅，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也将朱德改成了林彪。文革前夕，庄严的八一帽徽中的“八一”两个字也没有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总之，八一南昌起义的光芒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熠熠生辉，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作者：李维民 来源：北京日报； 文章发表时有删节，全文见《炎黄春秋》第8期；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