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8日电 据“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承办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先生日前介绍,中国高官前往哈佛接受培训“每人2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并非百姓的血汗钱。
近日出版的《青年时讯》披露称,卢迈先生早些时候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到了“每人2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许多的观众对此怀有疑虑。这样的“天价”,是否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呢?卢迈澄清说,“对于每人20万元的培训费,绝对不是百姓的血汗钱,而是我们基金会得到的国内国外一些团体的赞助,还有部分则是基金会的本金收益。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份投入绝对‘物有所值’,是一种有效的投入。”
总结政府管理的“败”让人犯难
对于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来说,案例教学的质量可以说决定培训的成败。“但是,原来的公共管理教学都是单一的理论,属于学者型的。这对于目前的公共管理教育是一个缺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教授在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的公共管理案例还是比较难形成的,因为它牵扯到方方面面。企业管理可以总结成败,但政府管理尤其实际的案例总结成败中,“成”可以,“败”就难了。通过与官员合作,学习他们已经总结的一些案例,对我们进行教学和今后总结中国的案例都很有利。
第二批学员课程加入了“危机处理”
薛澜教授说,“清华的公共管理学院有很强的国际性,很多教师都曾在不同的国家受到了系统的高等教育;而哈佛大学的很多学员都是从世界各地前往就学的,教师当中也不乏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不论是教学研究的经验还是公共管理的经验都很丰富。这样的条件对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很有帮助。”
卢迈先生告诉记者,“短期的培训班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知识框架,今后遇到的问题则需要自己不断努力。想一蹴而就地达到所有目的是不现实的”。第二批学员在课程上将有一些新变化,“比如说危机处理,过去没有安排进去,这次就加上了。实际考察的时间长短、场地选择都有变化。”
哈佛大学与中国的高官培训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并非最近才开始培训中国官员。从1996年开始,先后已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48名解放军军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培训。
1998年10月24日至11月8日,肯尼迪学院邀请国家行政学院第11期厅局级任职班学员赴美培训,为期2周。美方为这次考察培训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妥善的安排。在培训教师的安排上,选择了既有政府实践,又有理论修养的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了相当强的教学力量,参与这次培训的美方教师共21人。
2000年夏,中国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邦东大校,率领一个由25名军官组成的研究班,在哈佛进修了两个星期。据报道,这个项目由香港富商、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龚如心女士出资100万美元,得到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伊积极支持,旨在增进中国军方对美国决策过程的了解。
党员干部学历状况及历史背景
中央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从1981年到2001年底,中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已从16.4%提高到87.9%;而省(部)级以上干部中,这一比例占到89.2%,其中具有硕士或博士学历的占18.4%。
战争年代,中共干部主要来自工人或农民;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主要是简单的政治和文化学习;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工作中心,提升干部的知识水平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20年前,中国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干部培训教育工作,通过党校、干校、普通高校等渠道实施正规的培训计划。目前,干部培训的课程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国际法到公共行政,从非线性科学到M BA,涉及上百个专业。
据介绍,在财经、贸易、金融、科技、外交等一些关键部门,相当数量的干部已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其中,一部分是留学归国人员。分析家说,这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表明干部队伍科学文化素质已发生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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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出国留学史
从1847年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赴美留学算起,中国的留学史已逾150年。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至1870年,容闳、黄宽等少数人随传教士赴美留学。
第二阶段:1871年至1889年,120名幼童先后赴美国;自1877年起,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4批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机械、造船、采矿等技艺,如詹天佑、伍廷芳等。
第三阶段: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近万名学子留学日本。鲁迅、郭沫若都是当时的留日学者。
第四阶段:1912年至1927年,出现了几次留洋勤工俭学浪潮,有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人。
第五阶段:1927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的留学偏重于理、工、医、农等专业,但由于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留学教育政策缺乏连续性。
第六阶段: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的留学生主要分布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统一公费派遣。
第七阶段: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留学教育陷于停滞。
第八阶段:1977年至今,在“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方针的指引下,出现了留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