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联系电话:68994602)

　　血液管理曾经出现的混乱，以及它造成的一定数量的艾滋病诉讼，已经让中国人对输血用血心生恐惧

　　本刊记者/刘志明

　　8月1日是孙爱鸿39岁生日。跟往年不同的是，这个生日得在官司中度过。

　　两起艾滋病官司，两个艾滋病家庭

　　判决早在不久前拿到，河南省巩义市法院认定，孙爱鸿因8年前的一次手术而感染艾滋病病毒，在那次手术中，巩义市人民医院为她进行了一次输血。

　　法院判令当事医院赔偿孙26.8万元。医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还未开庭。

　　患上艾滋病，对孙爱鸿无疑是极大的打击。更让她难以承受的，还是周遭亲友的态度。在当地人眼里，艾滋病不仅是一种无药治的传染性疾病，更是一种“风流病”。孙爱鸿被迫搬回父母家里 她无法在公婆家呆下去，相熟的人见了她就躲闪，婆婆更是经常当着她的面往地上猛啐。

　　事情发生在2000年6月，孙突然长时间地发烧、咳嗽，她先后到几家医院接受治疗，但病情仍得不到有效控制。2002年9月23日，孙爱鸿在郑州一家医院做检查时，医生在她身上看到了手术留下的刀口，便问她是否输过血。孙猛然忆起，1995年3月，她曾在巩义市人民医院做引产手术，手术引起大出血。因失血过多，医生当时给她输了一袋血清，血压升高后，又给她输了2000CC血浆。

　　孙爱鸿接受医院的建议，到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做HIV检测。几天后，结果出来：HIV呈阳性。

　　孙父60多岁了，女儿在郑州住院期间，他一直守在一旁悉心照顾。三个女儿中，爱鸿是长女，两个妹妹都是哑巴。8月2日，在记者到他家的前一天，老人刚从曾经服役过的新疆某部队回来，讨得一纸安置证明(从前未予安置)，以期得到安置费，“有钱给女儿治病，救女儿的命。”

　　孙爱鸿对终审判决满怀期待，她固执地认为这是她洗清冤屈的惟一途径。孙显然很看重这起官司：“这能证明我的作风没有问题。”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是一家艾滋病专科医院，孙爱鸿曾在这里接受治疗，她得以认识同病相怜的许楚楚。与孙爱鸿一样，许楚楚也是因生产需要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也在打艾滋病的官司，她在西华县法院的一审中胜诉，她的被告也不服，已提起上诉。8月6日，许楚楚的官司将在周口市中级法院再次开庭。

　　与孙案不同的是，被许楚楚告上法庭的被告有三个：其中包括周口市卫生防疫站。

　　把周口市卫生防疫站也列为被告，许楚楚丈夫的理解是，楚楚在周口市人民医院输血时，是按照医院意见，拿着医院开具的“派血单”到红十字会血站买的血，而红十字会血站是周口市防疫站的下属单位。

　　楚楚已是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常客。她与孙爱鸿在这里相识，成为朋友，她们至今保持互通电话，向对方述说官司的进展。在这里，她们还有共同的相知 三门峡某地的一个小男孩，同样因贫血在当地输了200CC的血，结果感染艾滋病病毒。

　　据说小男孩也在打官司，一审也赢了，后来的情况无人知晓。

　　尽管事隔多年，但当时的证据——包括先后两次的住院单据、输血单据，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单据，现在都在楚楚丈夫手里，这位个性坚强的男人说，这是这个艾滋病官司能够被立案且一审获胜的重要原因。

　　驻马店：艾滋病官司暂缓立案

　　井柏森，1994年12月15日生，在出生后不久，因脐带发炎住进驻马店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据小柏森的母亲范含丹回忆，在治疗过程中，医生说要给孩子输点血浆，当时医院没有血浆，范便到驻马店159医院血站买来血浆。第二天还要输，范又到驻马店中心血站去买。

　　2000年1月11日，小柏森在驻马店人民医院检查出艾滋病。第二天，孩子离开人世。

　　2000年4月3日，母亲范含丹把驻马店159医院、中心血站及驻马店人民医院告上法庭。5月30日，驻马店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但蹊跷的是，至今三年，法院一直未下判决。

　　在这三年时间里，范含丹多次找法院交涉，但没有结果。她问法官：南阳、平顶山等地的一些类似的案子都能及时判决，为何只有驻马店例外？法官回答：驻马店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再问，法官说：“此类案子，都得压住，要等上级研究。什么时候下判决，我们也不清楚。”

　　同一个城市，张一萍的女儿刘丹丹的艾滋病诉讼案则根本不予立案。

　　刘丹丹是在一次意外中从房顶摔下，被送到新蔡县医院。当时丹丹很清醒，也没有失血，只是一天未进食。医生说小孩没吃饭，要输血来增加营养，于是就给丹丹输了一袋血浆。那时小丹丹才四岁零三个月。

　　之后，刘丹丹的身体变得极差，2000年12月以来，发烧不断。2001年5月，小丹丹在郑州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悲痛中的张一萍决定提起诉讼，但驻马店中院却不予立案。法院对她说，这是上级法院的规定。张多次通过律师与法院交涉，无果。

　　驻马店市中级法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河南省高院曾向驻市中院下了个通知，对这类艾滋病官司暂时不予受理。知情人称，这一通知下发已几年，仍没有撤。

　　张一萍认为，法院不予受理原因有二：一是驻马店地区艾滋病诉讼案太多，大门一旦打开，难以招架；再则要维护当地的形象。

　　2002年3月16日，丹丹在痛苦中死去。

　　输血恐惧：为何不能保证血液安全

　　输血，无疑成了一把“双刃剑”，它在挽救生命的同时，也会制造杀机。

　　“采血、输血一定要规范，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来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血液安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戴志澄教授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只有约20%至80%的卫生系统能够提供安全和充足的血液。超过一半的国家没有对献血者献出的血液进行彻底检验，导致很多人在接受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肝炎、疟疾和梅毒等疾病。

　　几位接受采访者，自身或其家属输入带HIV病毒血液的时间，都发生在1995年前后。据她们介绍，那个时候，当地对血液的采集是极其混乱的，根本无法在源头上保证血液安全。

　　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许楚楚病房的隔壁，住着一位不到30岁的艾滋病患者。他是个农民，曾卖了80多次血，几年时间下来，竟用卖血的钱买了一辆车。即使在被检测出患有肝炎后，他仍未停止卖血。

　　巩义市人民医院中心血站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1995年该医院输往孙爱鸿身上的血就是医院在当地自行采集的。按当时的相关规定，各县市都可以建血站自行采集血液。

　　血液的管理曾经出现的混乱，以及它造成的一定数量的艾滋病诉讼，显然让人们对输血用血心生恐惧。一位巩义市民告诉记者：“现在对输血怕得要命，就是连打针都感到害怕。”而在记者采访所及的河南巩义、驻马店等地，持这样的心态者并非少数。

　　在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誉的河南省退休妇科医生高耀洁教授看来，即使是在《输血法》出台之后，在某些地方，采供血混乱的现象仍旧存在，而且这种现象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危害性后果。

　　商丘农民邸颖甚至是那种现场抽血现场输血的受害者。儿子邸伉伉因急性坏死性肠炎需要输血，乡村卫生院医生林芳茂建议说，库存血液存放时间长，质量差，远不如立刻从人身上抽的好。邸颖同意后，林芳茂瞬间打电话招来“血源”——农民寿小军，光棍，常到江苏徐州、山东单县、安徽萧县一带卖血——给孩子输血。

　　在林的帮助下，寿小军的血液汩汩地流淌在邸伉伉的身上、血管里，最终带来了艾滋病和死亡。

　　(文中部分艾滋病人和家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