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1日电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自国家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来,“新课标”及相关的“推荐书目”近期成为文化教育界及中小学教师、家长共同关注的话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代文化研究网日前邀请了国内知名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及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就此话题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讨论。
中华读书报的消息称,上海学者质疑:“新课标”语文课外推荐书目究竟带来了什么?
报道称,这次讨论基本围绕几大议题展开,不仅深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本身,更涉及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的师范生培养、“经典”教学、社会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等诸多问题。首要议题是中小学语文教育需不需要有一份课外的“推荐书目”。
程怡(华东师大中文系):人们无从通过这个必读书目领会教育部对于高中学生语文水准的“一般要求”,书单所列的数十本名著本身不能构成任何一个体系。简言之,这个书单要求高中生加强的是哪一方面的素养并不明确,书单中的很多书目开得非常随意。如果书目与考试无关,那么,那些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可怜的孩子们有读这些书的工夫,不如去解几道数学难题,背背外文单词,或者上网查资料。总之,语文教学不改革,高考的语文试题模式不改革,中国教育的创新、创造根本无从说起。
赵桂华(华东师大二附中):学生平时的学习压力已经很重了,如果再勉强读一些大部头的书籍,结果可能就是形同虚设。
但也有人提出,如果取消书单,对那些并非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普通阶层的孩子来说,可能更加无法体现现代教育原始意义上的公平性,所以推荐书目的存在还是必要的。完全否定这书目可能会带来更深的不平等。
王晓明(上海大学中文系):我赞成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出面给中小学生开列推荐书目。目前中小学教育越来越紧密地围着高考转,应试教育逼得学生———就文科来说———光背死知识,无暇看经典;并且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凡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政府出面,效果总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这份书目的可斟酌之处实在很多。
现有的书目是如何开出的,其背后的理据何在,问题又何在?一份名义十分堂皇的书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可议之处?如果单是知识结构有不足,那还好办,书单可以随时调整和补充。就怕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倪文尖(华东师大中文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基础教育被太多家长以为是“就业教育”,这个问题上敢赌上自己的孩子的未来的人很少。“新课标”的精神是要创新,但到了中小学,就变成了“考什么,教什么”,“中考”“高考”指挥棒最有效。所以,“书目”本意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阅读品位,但在客观上就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
罗岗(华东师大中文系):“新课标”课外推荐书目提出的背后,商业利益的影响不容小视。
詹丹(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制定书目者如果能提供简明的理由,将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
由于与会者大多来自高校中文系和文化事业单位,故而这份书单背后蕴涵了怎样的文学史观念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罗岗(华东师大中文系):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目而言,可以看出推荐书目依然没有脱离排座次的文学史。鲁郭茅,巴老曹,好像还是一个都不能少。譬如《女神》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不是适合中学生阅读,则是一个大问题。总的看来,推荐者似乎并不是从中学生阅读、甚至不是按照“新课标”的标准来推荐书目的,而是简单地诉诸某些外在的权威。另外,语文课不等于文学课,即使有一些课文是文学作品,也应该考虑语文的教法,而不是光讲文学。比如鲁迅可以进入中学课堂,但教法应该和大学中文系有区别,特别不能和文学史课混为一谈。但是,也不能忽略中学语文课中“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不入大学文学系读专业的人来说,中学铸就了他对文学的理解和艺术感觉。
雷启立(华东师大传播系):我倒想从“新课标”所定义的“新”的角度质疑现有选书标准的社会依据。现当代文学至少在80年代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感觉中的那些成果也大抵成为共识了,但在最广大的中小学教育中还较少体现出来。明显的变化倒是在于,可以在“新语文”的旗帜下把与此相关的商业价值再加以开发,可以有更多的新产品出来。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课外阅读,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从娃娃抓起”,而是从教师抓起。指定一些经典书目,要求每一个做语文教师的必须阅读,要求每一个中文系师范生必须阅读。我和罗岗及其他一些网友把这个问题引向了对大学中文系如何传授“经典作品”的讨论,结论是现在高校中文系“传授经典”的路向和社会等级体系的确立,及个人主义思潮的泛滥有着很大的联系。
王为松(上海教育出版社):讨论的目的还是应该定位于建设性地提出一份较好的书目。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应尽可能选择与学生的生活世界能产生关联的书,尽可能选择表达人间正面价值和情感的书籍。换言之,就是能激发起人们热爱生活的感情和信念的书。希望从中学教育出发,重新构筑一个阅读世界,而不是拿现成的经典交给学生就完事。
倪文尖(华东师大中文系):从教育方法的层面来说,如果着眼于“新课标”所说的“全体学生”,那么,“语文课程”特别是语文课还是学习语文的“主要阵地”。最需要重视、也最需要提高的是语文课程的功效,所以,在强调阅读面、强调泛读的同时,还需要重视“精读”。
参与者在这个议题的讨论中纷纷提出了自己心目中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经典作品。话题更是开拓到了如何完善公共文化、教育设施,使得更多的孩子能够充分得益的层面。
陈映芳(华东师大社会学系):学校教育在目前中国担负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流动的功能,观念上被视为公正原则的某种体现,功能上被视为下层年轻人改变地位身份的一条最重要的渠道、途径,是社会释放能量的一个安全阀。可这几年教育的产业化以及教育提高经济门槛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破坏这样一些社会平衡。公共教育系统提高教学成本,应该首先从经济支付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出发来考虑。在这一点上它必须区别于精英教育。否则,它就可能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关闭。
现在的社区建设,应该尽快解决公民图书馆系统的建立问题。这是解决由贫困而造成的教育(阅读)不公的一个制度保证。除了热衷于教育的产业化、提高公共教育的经济门槛外,我们的公共文化、教育设施也呼唤更大的热情和投入。(张屏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