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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歼七”到“枭龙”:透视中国军工转向之脉络

2003年09月22日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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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十余年演变,“枭龙”已与当年的“超七”全无瓜葛,但其间展示了中国军事工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致脉络

  本刊记者/唐建光 □杨兴根

  即便在成都常见的阴沉沉的天幕下,被涂装成嫩黄色的“枭龙”和翼尖上白色的导弹仍然颇为耀眼。它静静地站在成飞公司戒备森严的试飞站里,标号为“01”——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架上过天的“枭龙”。

  “01”号右机头涂着中国命名的“FC-1”标识,左侧则是国外命名的“JF-17”和该国空军的标识。这直观地表达了它的“国际背景”。按照成飞公司副总工程师帅朝林的理解,FC-1的含义是“中国战斗机一号”(Fighter China No.1);J的一个含义“Join”,意为联合研制,另一个含义是它出自中国的“歼”系列,而“F-17“则表示该国希望它能超过“F-16”——其空军使用的另一种名气更大的美国战斗机。

  对于帅朝林来说,“JF-17”这个名字还叙述了这架飞机的前世今生。事实上,它的渊源比37岁的帅朝林在成飞的历史还长。据他回忆,可以追溯到大约18年前。

  “8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向国际市场推销“歼七M”。外方试飞以后,提出一些新的改进要求,如航程、雷达、武器。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歼七)腿短了(航程较短)、近视眼(雷达功率不够)。”

  这是“枭龙”可以追溯的最早缘起,当时成飞的改进方案叫“歼七CP”,改进工作在成飞内部进行,成果包括制出一架样机。但此后,这个项目便一直断断续续,屡经变更。

  1987年左右,该项目改名为“佩刀-2”。并从1988年开始与以生产F-14“雄猫”战斗机和A-6舰载攻击机著名的美国格鲁曼公司合作,大方案是用歼七的中后机身,加上美方F—20战斗机的前机身。此时,始有“超七”之名。

  帅朝林解释这个名字时说,当时的整个思想就是在歼七的基础上改进,以超过歼七。外方的要求是尽量少增加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现有机型上改进。

  但在1989年,中美合作被迫中止,这个项目由此搁置。据帅朝林的回忆,重新启动时是1990年代初的一次新加坡航展,中外双方在航展上会面,提出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在美国人退出之后,俄罗斯的米高扬公司由于其米格29在与苏27的竞争中失败,急于开拓国际市场,也加入了进来,主要参与了总体设计。

  1994年,在中航一集团的协调下,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担任了总设计,成飞承担部分设计任务,主要是机翼。

  但是,“超七”仍然进展不速。帅朝林说,一方面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合作国希望采用西方的武器系统和航空电子系统,但却一直拿不到。在多方因素之下,“这个项目一直做做停停”。直到1999年6月,双方才正式签订了研发合同。

  2001年,合作国新上任的空军首脑提出,先把飞机平台做出来,选什么样的航电系统以后再说。帅朝林解释说,这就像我们修房子,先把房子修出来,配什么家具、空调以后再说。

  这种思路摆脱了困扰“超七”进展的犹疑和争论,大大推动了研制的进程。到2001年秋季,飞机的技术状态已基本冻结。“也就是说飞机基本是什么样子,使用什么材料、具有什么性能已明确了。剩下的事主要是把它造出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对把它造出来已基本有把握。”

  仅仅23个月后的2003年8月25日,飞机终于上天了。

  但此时的飞机已与当年的“超七”是完全不同的两架飞机。“这是一架全新的飞机。”帅朝林说,“不管是性能还是结构,与歼七没有任何联系,除了标准件外,零部件也完全不同。两者惟一的联系,只是项目的历史沿革。而且这个时候再以“超七”为名,在国际上也没有吸引力了。”

  因此,虽然在图纸上它仍沿袭“歼”系列之名,但中方的正式名称是“FC-1”,而“枭龙”成为了它的绰号。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35期)

 
编辑:余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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