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4日电 《瞭望》周刊发表文章指出，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到近几年的“突出位置”，再到现在的“重中之重”，显示农村工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表明中央搞好农村工作、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决心。

　　文章指出，据了解，要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挑战上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现实表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到了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

　　三道难关格外严峻

　　农业利润太低，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很难进入。由于种养者多，消费者少，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达不到，以追求利润为本能的资本也就很难进来，致使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程度难以上升。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增值大都是农业产值的3倍多，而中国不到80%；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率高达80%，中国约为30%。

　　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天花板价格”，即国际市场价格封顶，而同时成本在不断上涨。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硬成本平均上涨10%，甚至在某些时段上出现“地板”高于“天花板”的现象。特别是单位耕地面积投入的农电、农水、柴油、化肥、农药、地膜等的增加，加上农业经营规模狭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因素，使得农业成本明显上升。

　　农民负担难减，农业产值与其所承受的财政包袱的比例倒置。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其所承受的公共财政负担比例却有不减反增之势。仅就目前，以15%的产值所产生的利润作为基数去提取税收，支付超过60%人口的公共品需求，就是一个倒置的、尴尬的结构，这是农民负担难以减轻和县乡村三级财政债务累累的主要原因。

　　农民本来收入少，从他们手中收取费用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收费不得不增加乡、村两级干部的数量，而这些增加出来的人员工资反过来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负担往往是平均分摊的，低收入农民的负担尤其沉重。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很难扭转，农民的投资能力越来越下降。　　

　　农村人口难减，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还处于初期阶段，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就必须在加速提高工业产值占GDP份额的同时，加速城市化率的增长，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7∶63，转换为2020年的55∶45。也就是说，只有年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即每年至少有12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虽然有1亿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遭受种种限制或歧视的城市边缘人。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段应碧说，国务院去年发文强调有关农民工的政策，但这只是一个态度，真正落实的很有限。现在不少地方把乡改成镇，县改成区，而实际上农民还是农民，关键是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享受的政策，反而是地方政府借这一改变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行了征地方便之实。

　　三大“抓手”亟待加强

　　落实和加大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真正发挥其带动作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农产品加工转化和劳动力就业结构，而以龙头企业带动千家万户的农业产业化，是将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有效途径。因此，国家应积极引导工商企业、包括外资进入农业，让农户作为第一车间，分享农产品加工转化链条上的利润。

　　为引导企业进入农业，建议国家继续出台支持龙头企业的政策。一是调整信贷政策。二是适度补贴农产品出口检测费用。三是加强政府对优势农产品基地的建设。四是打破保护“双轨制”，改变粮食企业有补贴、龙头企业搞粮食却没有补贴这种“干一样的事却待遇不同”的局面。对已经出台的扶持政策，不少企业呼吁政府加强督导，落到实处。首先要切实落实税收减免政策。其次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很不宽松，各种关卡和摊派太多。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整农村产业政策。目前农民最苦恼的是“种啥啥多，卖啥啥贱”，最渴盼的是“谁能告诉我，种啥能赚钱？”这一愁一盼反映了建立灵敏而全面的农业信息网络的必要性。随着结构调整对检验、良种、合理用肥等要求的提高，怎幺种养也成了农民面临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体制的改革，并由政府承担起对农民的培训责任。贷款难是困扰农民进行结构调整的又一难题。

　　对农民来说，种还不是最难的问题，走向市场更加困难。应积极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充分发挥各种农业协会等的作用，在农户和企业之间架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桥梁，为农业的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奠定基础。

　　发展小城镇和二、三产业是农村就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出路，疏通这条路的当务之急是调整农村产业政策，支持农民自己发展二、三产业，建设小城镇。同时产业政策要注意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不能总是一个标准。

　　理顺体制、精简机构，实现“多予少取”。现在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分财政、计划、农业等不同部门进行，各条线自己拿钱办项目，项目选定依靠自己的渠道来完成。事权和财权的分离，经常形成能干事的没钱、非专业的有钱的怪现象。因此，应把农业的职能交给农业部门办，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

　　实施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成败在于县乡机构能否有效精简，能否大幅度减少吃农民税费的人。否则即使国家把农业税全免了，二税、三税仍然会花样迭出，农民仍难得到实惠。(惠小勇 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