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翻开我家老影集》作者孔东梅，以毛泽东与贺子珍外孙女的身份，从伟人后代和当代女性双重视角出发，将女性、婚姻、家庭等内容娓娓道来。如对外婆贺子珍、母亲李敏和作者自己留学经历的比较，对外婆婚姻生活的分析，有着中西方高等教育背景的作者都以文化的、理性的态度做出尝试。
我的外公毛泽东
大家可能知道，我外公小时候经常和曾外公发生冲突。至于原因，父亲脾气暴躁，儿子顽皮倔强；父亲对儿子劳动、生活、学业的严格要求；还有施舍与反施舍的义利之争，都是冲突的导火索。
外公在家里组织了一条“联合战线”，最重要的盟友当然是曾外婆。此外，他还尽力工作，小心记账，让曾外公抓不到把柄。此后，父子冲突是少多了，但分歧仍然存在。我觉得，这还是两代人的人生目标不同所导致的。
曾外公读过两年私塾，知道文化的可贵。他已计划好，将来把儿子送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然而，一本《盛世危言》却改变了一切。它使外公萌生了要去山外世界看看的念头。1910年他要去邻县的湘乡东山小学读书，那是一所不教四书五经的新式学堂。
他知道父亲的态度，所以搬来了一切可以说服他的亲戚和师长。外公的表哥王季范说的“不读书就没有用”大概打动了曾外公的心思。接下来，外公的八舅愿意负担学费，他的儿子愿陪同外公上学。此时，曾外公开始用商人的现实思维考虑了，他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怕有界线。
外公的老师一锤定音：现在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到湘乡呢？这样，外公又一次胜利了。那年，外公16岁。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
后来，他又有了去省会长沙读书的机会，曾外公照例反对。但是，在外公的母亲、舅舅及表哥、老师等的大力支持下，曾外公终于同意资助儿子。外公得以最终完成学业，从而奠定了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人物的起点。
外公的原配罗氏
她是外公家庭中最不为人知的一位成员。然而，这又是一个不可以被历史忽略、被后人遗忘的成员，她，就是外公的原配罗氏。
众所周知，外公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位妻子，但这并不是历史全貌。外公在延安接受采访时，也谈过此事。
在《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齿录卷十五中，我查到了毛氏家族对他第一次婚姻的最权威记载：“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殁，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酉山卯向。”
据此可知：罗氏生于1889年。这桩婚事，据我看来起码有两个成因：一是，毛罗两家是世交，罗氏祖母毛氏是外公祖父的堂姊妹，而罗氏之父与我的曾外公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毛家有子无女(夭折两个)，罗家有女无子(夭折六个)，曾外婆身体不好，家事又颇繁重，找合适的大儿媳帮忙已是当务之急。
而罗氏嫁到上屋场毛家之后，且不提外公满意与否，至少公婆满意——据说她与婆婆和弟媳(泽民外公的发妻王淑兰)相处很好。1910年大年初二，罗氏因病去世——有人说是患了痢疾，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已是足以夺命的恶疾。当时她才21岁。这年秋天，外公做出了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的决定，从此开辟了真正属于他的人生新天地。
我的外婆贺子珍
我两岁到六岁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1976年外公去世，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
1979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但她来北京后惟一的外出，都没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此时中风和糖尿病已让外婆离不开医院。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瞻仰纪念堂的时间被一缩再缩。在纪念堂，曾经和被纪念者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妈妈和爸爸推着轮椅，让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书《七律·长征》前面。外婆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
5年后，当我们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外婆留给我们的，除了她的冤家弹片，还有1951年发给她的残疾革命军人证，按照规定，她可以每年领取330元的残疾金，但取款签名栏没有留下任何一处她的签名。
我的姨妈李讷
姨妈李讷1940年生于延安。当时外公已47岁，对这个自己十个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别喜爱。他不忍心把女儿送到保育院，姨妈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昵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姨妈1965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以她特殊的角度见证了“文革”初期那一段纷纭复杂的历史。然而，好学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妈与波谲云诡、百口莫辩的政治显得那样不协调。后来，她也和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外公逝世之后，姨妈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光。由于江青在京北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但人们没有忘了她。在外公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帮助下，姨妈1984年和我现在的姨夫——王景清结婚，长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种简朴而局促的房子里，过着老百姓平静而自由的生活。
我自己的故事
我两岁到六岁在上海外婆那里。湖南路262号寓所颇为宽敞洋气，工作人员把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衣食无忧的我还能在家看看电影。这些是墙外的孩子当年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仍然很羡慕墙外的孩子：他们有父母，有朋友，这些是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无法替代的。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的工作和收入使他们不可能穿梭于京沪之间看我，结果就使我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妈妈的童年——因孤寂而内向。
然而我终究没有像她那样受苦，毕竟东梅的妈妈与娇娇(指李敏)的妈妈相比，已经有很多不同。她中文不大灵光，但对文学的爱好有相当积累，这一点对我影响至深。学着她当年的样子，好静的我读了家里所有西方文学作品。
1996年，我工作了。在泰康人寿工作的三年创业期间，我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段经历给我一生成长起了转变和催化的作用，也为归国创业奠定了基础。
工作了的我，“名利心”似乎特重，出国梦越做越香。1999年，我考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美国学业繁忙之余，我潜心钻进各种文化场所，以浓厚的兴趣看待多元化的世界。
回国之后，我仍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就学燕园，使我在浓厚的学习空气中自由呼吸到前辈思想的因子。
凡此种种，最终触发了我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的决定。外公在上世纪20年代初，曾创立过新民学会、文化书社等等。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我创立一个机构，以研究、宣传、出版、传媒为业，不正是对家风很好的继承和延续吗？我为它选了一个有意义的好名字——“菊香书屋”。
作者孔东梅:在毛泽东四位孙辈后人中，孔东梅是惟一的女性。她的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原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毛泽东为她起名“东梅”。既包括他自己的名字“东”，又有他一生都喜欢的“梅”。
东梅1972年出生，童年在上海度过。上小学后，回到北京父母身边。考入父亲的母校北航后，她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不久，东梅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回国后，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致力于整理、研究、宣传“红色经典”文化。
(来源：上海解放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