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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明善:我始终提倡中国人的精神

　　尹明善，1938年生于重庆。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1.1亿美元列第93位。

　　不管是富豪或者不是富豪，我始终提倡中国人的精神。由重庆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发展到拥有今天如此多的财富，我能完成自我适应的过程，首先要依赖这个精神。

　　1992年开办公司的时候，我只有20万元，9个人。要制造新型摩托车发动机，我一边组织研制，还要一边做生意赚点小钱。现在我的员工已经超过5000人了，去年我们的销售收入做到了40个亿，在摩托车行业当中已经是老大了。这个财富的增长是很让人眩晕的，9个人20万元资金能够走到今天，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胡润排行榜把我排进前百名，对它的准确与否我不加评论。我只知道自己现在很清醒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做企业，我看重品牌超过看重利润；做人，我看重名声超过看重财富。你有钱，人家未必就尊重你，还要看你人品如何，有没有社会贡献。我一直提倡民营企业家应该先尽其能、后得其所，有能力的人不仅要自己赚钱，还要健康发展企业，真实地贡献，这才是“得其所”。

　　我常讲自己是55岁从商，65岁从政，只有富而思进，才算是本分。我还想，在思进之前，先要立德。

　　我的企业2002年纳税1.25亿元，2001年纳税1.13亿元。原来我不从公司领工资，心想反正都是自己的。去年大家谈论富豪纳税的问题之后，我决定每月从公司领10万元工资，缴完税，剩6万元，供自己的大家庭消费。去年一算，我成了重庆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人之一。

　　我主张做事情要光明正大。

　　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对我肯定是个严重的挑战。一个人的精力、才能总是有限的，又要做那么大的企业，还要那么高的职务，有时候我自己都有一点胆怯。

　　但是几方面的因素确定了我还是要大胆做下去，首先我觉得党和政府如此信任我，我是一个读书人，士为知己者死，鞠躬尽瘁。这是第一条；第二还得讲方法，我想我当前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好我职业经理人的班子。参政议政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个人微不足道，但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对我们来说，千万要警惕以权谋私。怎么保证不以权谋私，我觉得还是要从制度着手。我们欢迎对我们为官从政的过程进行监督、关注。

　　我想我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乐观主义者。碰见困难的时候，最好是少发牢骚，自己想办法来克服，来调整，拼命干自己的事情。我完全同意媒体对于制度建设的呼吁，用制度约束大家，不要去说谎，要守信用。

　　至于人品层面，很多人都相信为富必不仁，我得说其实未必。我曾经当过工人，车、钳、铣、刨这些我都会，不是天生财迷。要知道在寻求财富的过程里我遇到过多少困难，吃得苦中苦，认准不放松，才寻得了华山一条路。我强调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在包容的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坚忍的精神。我看这个精神比你有多少财富还重要。有了这个精神，财富这东西就看你想不想要了；可有财富的人，未必有这个精神。

　　这些年我的角色转换太快。以前应该说是一个文人，后来变成一个大企业家，现在又变成了一个高级干部。这种角色的转换，到今天我觉得还没适应过来，好像歌里面讲的吧，到底是变化太快，还是我自己不明白。

　　你提到的对，我确实说过，有时候我也很困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凭什么有这么多财富？但我也有所不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讲，“人非不欲自贵，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这就是我的不困惑。

　　王石：我害怕财富背后的东西

　　王石，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1983年到深圳自组万科公司，1991年公司上市后逐步转型为职业经理人，任万科集团董事长，个人财富600万元人民币。

　　我的财产可以算给你：房子值200万，股票大概值200万，存款有200万，全部财产600万。很多人以为我是万科的老板，但我实际是个职业经理人。我是富人不是富豪，其中一个原因是，名利这两个东西，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关系。

　　财富有其魅力，但决不是每个人都贪图它。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富人朋友，有几百万，捐出很多钱，委托信托公司做慈善事业，还完全没有人知道那笔钱是他出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富人，胡润排行榜上没有他，福布斯排行榜上也没有他，可他确实比榜上的一些人更有钱。这类人里南方人居多，为人非常低调，穿着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他坐在你面前，别说你看不出他是亿万富豪，就是说句他有钱你都不相信。

　　这就是要钱不要名的。像我这种，喜欢名的，注定要舍弃巨额财富，要是想两者兼得，大概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甘蔗没有两头甜。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不只是因为中国的一些富豪可能有某些权力寻租的灰色历史，在国外也是这样。美国的一级富豪天天出镜？不可能。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办公室里。

　　我没有关于财富的困惑，我对它的态度很明朗，但我有恐惧感。钱多不是好事，一些人因此家败人亡、孩子变成纨绔子弟，这个印象在我的头脑里太深刻了。在传统上，都讲中国人勤劳勇敢，而一旦五谷丰登，我们的先人常常要做什么？两件事，一是修祖坟、光宗耀祖，二是娶小老婆。中国传统社会不支持财富拥有者，没有什么富豪是有几代传承的，所谓第一代是暴发户，三代才成贵族，一般中国的财富传不到第三代。我专门查过家谱，从湖北祖籍查到山西，30多代，没出过一个富人。这个家族没有对待财富的经验。我就怕了。如果成了富豪，我会不会修祖坟娶小老婆？我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

　　以前我说过准备在2006年以前登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然后就结束登山去航海，现在看2003年提前完成登珠峰的任务，整个计划也可以提前了。做到2006年我就退休，就算不离开经济圈子，也注定我永远不会当富豪了。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不在于拥有多少钱。

　　我的个人消费不算多，也没那么多钱。别的富人，我见过的真正穷奢极欲的也少。奢侈与否，我觉得要看他是什么人。中国的富豪，照我看可以分成三种。一是投机者，通过股市、证券发了大财，这部分人现在表现潇洒的不多。股市发展这么多年，现在问题出来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都缩水了，原来一些非常有钱的人，现在甚至变成了负资产。第二种是权力寻租，他们潇洒，成天呆在高尔夫球场。第三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基本上经历了20年的发展，如今要么都在考虑做大，要么在考虑做全，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现金没多少，而且也没有去奢侈的时间和习惯。像你提到重庆力帆的老尹，他有钱，可我敢肯定他花的还没我多。

　　在钱的来路上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万科会去搞好各方面的关系，但我有一个底线，不行贿。

　　我形成这么一种对待财富的态度，有着很深的个人原因。我曾是彷徨少年，到处寻找人生意义。我看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小说，对里面的暴发户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很久以前就在内心里厌恶那种人。现在的中国富豪里有一些真正喜欢作秀的，比如做慈善事业，没付出多少钱还弄得很光荣，捞形象分，其实还是暴发户的思维。还有些人表示清白，宣称自己不贷款，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是贷不来的。中国企业有这么大的前进空间，哪个敢说自己不缺少发展资金？

　　对于这些财富背后的东西我是害怕的，自己又喜欢受人关注的生活，那就这么着吧。

　　 张朝阳：财富稳定后，生活就浮现

　　张朝阳，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作为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我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这个估算是准确的。我的财产绝大部分在股票上，都是公开的，很好计算。至于现金，我可以说有了一定保证，具体数目还不是很方便谈。现金给了我一个安全感，让我觉得够花了，再怎么着，这辈子还会有这些作保障。工作的压力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乐趣。

　　网络低潮时期，我曾经特别敏感。当时搜狐的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差一点儿就到了31天，被纳斯达克警告。当时情绪很低落。最初我们上市时股价13美元，我自己清楚，公司没有规模，美国股市是把中国的网络股当做一个整体、当成一个概念来看，价格表现不真实。因此开始跌的时候我不是很难受，但是真正看到被摘牌的危险了，就开始担心公司的前途。过了那一关之后情况就比较正常了，网络进入一个发展期，搜狐做起来了，股价反映的就是你公司的发展情况。现在股价再怎么波动也不会有多大的幅度，它跟你的业绩好坏是紧密挂钩的，因此我的财产基本上稳定住了。

　　我的个人消费情况不方便回答，但我可以说，消费很低，没有豪华的生活。现在还是工作的时间比较多，用于娱乐的时间很少。

　　由于在媒体的曝光率比较高，我可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张朝阳爱玩，其实不是。以前搜狐最大的问题是关注度，那么凡是对公司有益的事情我都会去做，曝光率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公司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也就不参加那么多秀，而且只接受必要的媒体采访。

　　再有，这也是一个兴趣的问题。以前我对出名兴趣浓厚，现在够有名了，对那些出风头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感兴趣。最主要的是，现在再秀一下，对搜狐的帮助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中国的富豪阶层还是应该得到公众的尊重，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这些人能干，比如能抓住机会，这就是好的一面。现在大家谈资本原罪比较多，其实在资本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考虑当时的情况。既要重视历史过程中的公平性，又要考虑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作均衡的考量。

　　比如说，对待一个早期创业者，他做成功了，那么个人才能和远见起多大的作用，政府的帮助又起多大的作用，应该有客观准确的分析测算。现在因为这些历史纠葛导致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要求我们的司法制度稳重成熟起来。其实对资本原罪的问题，国外也不是那么苛刻，美国就有很多大赦，这才是我很重视的成熟的态度。

　　如果我们进行类似的大赦，应该有合乎国情的标准。什么样的不可宽恕，什么样的可宽恕，要恰当。如果相关的司法执行过于严苛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人民币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坏。

　　我是依靠经营网络公司获得财富的，没有资本原罪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个话。应该有人来说的话我来说它，我觉得这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现在我比较重视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污染，我在持续地关注；二是艾滋病的事情，它不像SARS那么受到大众的重视，但它的影响不只是吞噬掉很多GDP。在搜狐网站上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两件事。

　　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投身慈善事业，我觉得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已经建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那么就意味着财产所有者有支配财产的完全权力。一个企业家能够为经济作贡献，创造就业机会，纳税，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专心做这些，有了钱去捐献，那只是小的贡献。

　　当初我在美国压力非常大，这个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在国内出了问题可以找父母找朋友，在美国工作丢了，你就交不上房租，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压力大，心脏病暴发就死了。因此搜狐这些年来一直诚惶诚恐，做事情很谨慎。在网络这个行业里，我觉得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胆子特别大，敢赌博，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因为没经历过那种困难。搜狐因为谨慎，现金流一直很好，但也失去一些机会，给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的董事会比较西化，对中国不是太了解，我在说服他们时，也不是太推行激烈的方式。

　　这些年我对财富基本就是这么个态度：谨慎、理性。

　　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财富稳定之后，生活本身就浮现了。我总是说这句话，缺什么想什么。谁说他不想出名那是假话，人都想出名。不过出了名之后事情又不一样。过去几年里其实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最缺时间。吃顿饭要想着打几个电话，喝杯咖啡又要接几个电话，就特别想安静，不被干扰。希望自己不用为工作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特别渴望自主和从容的状态。其实直到一年多以前，我还过着那种生活，要去见无穷多的客户，开无穷多的新闻发布会。那时的原则是公司的目标第一，自己的意愿要妥协。

　　现在，不是特别大的活动就不用去了，生活比较舒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发展了，我有了这个资格。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我们的团队成熟起来，每个人可以担当自己的工作。现在我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文 / 李海鹏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