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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企业家》所做的调查中，在做完MBO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均值为25.61%，最低的仅为11.03%。而就是这并不高的股权令多少家企业徘徊于合规与违法的边缘地带。

　　“2005年长春将不会有国有企业了！”两年前当赴长春考察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在当地官方报纸上看到如此报道，极为震惊。王不讳言，地方政府的操作力度和手法往往出人意料。哈尔滨市国资委去年年末对外宣布2005年国企改制任务将基本完成；而河北省国资委则以冲刺的心态，大胆提出“限期30天内完成千家国企改制任务”。各地国资委的工作计划我们无法一一列出。目前国务院国资委并没有对地方改制给出具体时间表，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两年之后，地方国资委所属的国有企业将基本消失。也许这还是一种保守的预测。

　　当地方国资委显示出“大干快上”的意图时，对企业家来讲情势之急迫其实可想而知。毫无疑问这是最后一次和政府修订契约的机会，抓住它就可能上升为产权所有人，失掉就只有白手出局，没有任何一种中间路线。

　　当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遇到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时，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何享健：“你也该享受一下生活了，干吗不经常出来一起打打高尔夫球呢？”

　　朱江洪：“不如你潇洒啊，我不会享受生活。”

　　后面还有一句话但朱江洪当时并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50万元去购买一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美的集团的MBO使何本人很早就变成了企业的产权所有者，而朱依旧是职业经理人身份。

　　三年多以前，《中国企业家》即指出，“MBO，是中国企业家心照不宣的一根神经”。这两年来，随着地方国资委主导改制的手术刀高高举起，控制权随时有可能从内部人向外部投资者交出，MBO开始由企业家心理需求上的“心照不宣”向行动上的“暗渡陈仓”转变。但是，作为为企业家定价的一种普遍方式，目前中国的MBO严重受制于金融工具缺乏。大型国企MBO所需资金均在数亿元以上，国企老板在正常情况下一般都无力承担。颐合财经王吉舟认为，2003年底当银行贷款、企业抵押、赊账以企业未来利润归还等方式先后被国资委叫停之后，MBO的资金来源基本枯竭。他表示，以目前对MBO资金渠道的限制来看，其实过去成功实施MBO的企业，其资金来源可能都无法置于阳光下。

　　据专业人士称，国内企业进行MBO时，并不像西方传统的MBO那样，管理层成为当然的收购主体，而是管理层和广大中层经理、业务骨干甚至是全体职工共同组成收购主体，因而往往会突破现行《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2-50人的限制。有时出于股权收购避税和资本运作的考虑，参与收购的全体成员会通过设立投资公司的形式实现间接收购，但公司形式的收购主体又受到《公司法》关于公司转投资不能超过净资产50%的限制。同时，为收购而专门设立的公司形式的收购主体，还存在着主营业务、持续经营等问题。

　　除了金融手段缺失和相应法规限制使经营层不得不将MBO捂着进行，另外国资委对MBO基本所持的不赞同态度也使经营层只能在暗中使劲。一方面，国资委严令亏损、增长停滞的企业不准MBO，另一方面越是赢利的企业地方政府越不愿意放手，“规模太大、赢利太好的企业很难MBO”成为地方政府的潜规则。

　　虽然旁观者李肃认为，在管理层能不能MBO的问题上，最核心的判断应该是“管理层能不能代表生产力”，如果管理层完全能够代表企业的生产力，那就应该实施MBO，反之则不能，但是现实显然比“应该”复杂得多。

　　2004年初，格力电器朱江洪被某报纸影射为“褚时建现象”，尽管朱此前尚未表示过MBO要求，尽管朱在过去13年来传奇般地带领格力电器成为空调行业领军企业，完全具备MBO的资格，但“褚时健”式的指责使朱心力交瘁。李经纬在健力宝改制前向三水区政府提出了高出张海约一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但政府相中了年轻的张海，早已心意决绝。刘存周在2001年曾经力主华源联手哈药打造产业霸主，据参与当年谈判的某位分析师透露，其时极为强势的刘存周已经与华源签定了合同，但最后一刻加之于其的“国资流失”、“59岁现象”，仍使其退缩了。舆论的指责使刘存周在后来哈药改制时绝口未提管理层MBO计划。在最后一次修订契约的机会面前，刘最终仍白手出局。

　　“只有等待政府，只能被动地等待，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如此说道。

　　由此得到教训惨痛之甚的莫过于郑俊怀。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价值近百亿的伊利，只需要6亿资金就可能被控股。卧榻之侧摩根斯坦利和蒙牛的存在，最终使郑俊怀铤而走险。尽管在分析师看来郑借道金信信托的操作“在国内是最高明的操作方式”，但当谜底揭开时，郑不得不身陷囹圄。郑俊怀在为伊利事件辩解时称，“我像抚养孩子一样陪伴企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当我不在这个职位的时候，我只想和我的孩子保持一丝血脉联系，仅此而已。”

　　郑俊怀事件彻底将中国的MBO推向了灰色地带。其后国资委明确表示，大型国企不准搞MBO，中小型国企可以探索，同时开出对MBO的五大禁令。

　　国资委一位官员建议“企业家加强与政府的沟通、谈判能力。看看那些MBO成功者的经验吧，他们多数是因为跟政府有极强的谈判能力。”MBO中最难的定价问题正是要靠企业家和政府通过谈判、“交易”来解决。周其仁教授曾经特别强调过这一点。那位官员不讳言，沟通其实也包括和政府主管领导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实践：早期结盟者的情谊，历经企业家对政府干扰的反抗、企业家对自身控制权的保卫战，其实已经所剩无几。加之近年来多数企业已经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停滞期，利润逐步摊薄，这使得政企之间更逐步交恶。或许到此时一些企业家才会发现“情到用时方恨少”。

　　当然客观地说，MBO并不是契约重新修订的惟一方式，如何回报创始人贡献应该还可以有更多可能。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指出，“整个社会应该保持宽容的心态，我们对企业家价值的估量偏低。”对于最后一次契约当如何修订，王忠明建议“参照MBO方式让企业家(管理层)获得一定的股权比例，同时引进外部战略投资人，形成一种混合经济型的企业，以多元角色来相互制衡。”

　　稿件来源：《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