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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员牺牲。对于同伴的失事,我们在心里都会有些难过,但同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根本无法考虑那么多,只想着能顺利完成任务,赶快赶走日本人”
龙启明,1923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英皇学校。1941年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1942年加入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其前身即人们所熟知的“飞虎队”),并于1943年~1944年间,执行“驼峰航线”运输任务,当时只有20岁。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进入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身在香港的龙启明参加“两航起义”回到大陆,1952年转业进入重庆钢铁厂,现退休居住重庆。
那段出生入死的日子,对龙启明来说,终身难忘。
逃离香港
我从小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小学中学都是在香港读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我当时已经进入香港政府工学院(现在的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程系。日本人进入香港之后,虐待侮辱中国人,香港的每个街口都有站岗的日本兵,中国人路过的时候都要给他们鞠躬才能通过。
后来,日本人开始在香港拉壮丁,我父亲就让我和哥哥赶快离开。就这样,哥哥先我一个星期离开香港。我随后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澳门,当时澳门还是中立地区。当时我听说华侨学生到大陆念书不需要交钱,还有饭吃,这个条件对我们吸引力很大,我们就想能够回到内地继续念书。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先走到当时的广州湾,随后又步行七天到了广西玉林,再转汽车、火车,这样,从澳门出发,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了桂林,当时已经是1942年6月。
在桂林的时候,我去登记考大学,随后考取了广西大学,但没想到念大学并不免费,要交2000多块钱。当时我身上根本没有钱,于是就放弃了念大学。1942年的时候,桂林已经聚集了很多逃难来的香港人,因此桂林也被称作“小香港”。我们这些逃难出来的青年就住在当时的青年会里,那时候住宿是5毛住一晚,7毛一顿饭,生活比较清苦。一天我正无聊地在街上瞎逛,看到报纸上刊登有招收留美空军的消息,自己生活正是没有着落,就想试试看。我把自己的衣服卖掉,才凑够400元报名费。
空军的考试有数理化、英文等内容,我小学中学都是香港英皇学校读书,那个学校是当时香港最好的学校,所以我这些学科的基础都很好,这几门考试很轻松就通过。但是还有一门考试内容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就是要考国民党的党义,类似现在的政治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内容,后来监考官看我坐在那里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把我的卷子收走,让我离开考场。我后来听说,不论其他的科目考试成绩再好,党义不及格,还是不要的。心想这下可全完了。
没想到10月份放榜了,一看,我和同学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录取之后是体检,我们都顺利通过了,随后就和十多个一起被录取的同学一起被送到重庆去报到,接着又从重庆到了昆明航校,然后又到印度,从印度到美国,结果还没有毕业就提前回来了。
飞越“驼峰”
当时,中缅公路运输已经中断,向中国输送物资只能靠空中运输。为了输送物资,开辟了中印之间的“驼峰航线”,飞行任务很紧张,中国所有的汽油和军用物资都是靠这条航线。
我们当时参加的是第十四航空队,前身即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尽管当时已经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但队员们还是习惯性地在飞机机身上刷上飞虎的标志。
那时候飞行人员太紧张,本应该三人飞的机组只能两人飞,每天一个来回,从昆明巫家坝机场到印度亚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ASSAM,有时候一天甚至要飞一个半来回,这种生活从1943年3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6月。
当时的飞机的性能和条件都与现在没办法比,每天100架飞机飞这个航线,几乎天天都要摔飞机。航线本身就比较危险,加之人员不够,根本没时间熟悉航线,就要飞行,很多人是刚刚开始飞行就出事了。
在这条航线上,山峰和山谷起起伏伏,远看像骆驼的驼峰,因此这条航线被称为“驼峰航线”。我们的运输飞机只能飞1万英尺(3000千米)左右的高度,而喜马拉雅山向北都是高峰,很多山峰都远远超过我们的飞行高度,当时不是什么雷达控制(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雷达,但是性能非常不好),飞行的定位,很多时候只能靠飞行员的经验和判断,飞机只能在山谷中穿行,山谷中气流变化非常快,稍不注意就会撞到山上。
如果飞机出现故障,即使飞行员跳伞都没有用,因为下面都是荒无人烟的大峡谷,跳了伞也无法生存。但那时候我们年轻,对自己的生命、身体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包括美国人在内,大家都有一个信念:赶快打败日本人,把日本人赶走了,就能够回家了。
我第一次飞驼峰的时候,还比较幸运,有一些老的飞行员带着我,我跟着他们飞了七个班次。然后才开始独立飞。很多新来的飞行员飞过一两个班次之后,就开始独立操作,太紧张了。那时候的口号就是“一滴汽油一滴血” 当时我们国家不能生产汽油,重庆的公共汽车烧木炭,有些有钱人的私家车能用上酒精就算是很不错的,只有军用汽车和首长的车才能用汽油,而这些汽油就只能通过驼峰航线来运输,偷盗汽油是要被枪毙的。
我曾经在机舱里拍摄过一张满载汽油的照片,当时一架飞机装24桶汽油,每桶是50加仑。我们飞机本身的耗油量是一小时两桶,一个来回飞行需要6到6个半小时,新飞机一小时需要80加仑,差一些的飞机需要100加仑,这样算下来,我们装回来20多桶汽油,在空中就要消耗10多桶,因此这条航线的运输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空中遇险
有一次我从印度起飞到达昆明,我的飞机有8个油箱,每个油箱可以装110加仑,装满880加仑。我们回程是3小时,经常用油量是280加仑,我们回到昆明还剩500多加仑,地面人员再从油箱中把油抽出来100多加仑,于是,飞机再用这剩下的400加仑汽油飞回印度,飞回印度的航线飞机会遇到顶头风,飞行时间会比来的时候长一些。
那天我刚刚飞过驼峰,突然得到信息,日本人正轰炸印度的机场,指挥台说我们不能降落。我们是运输机也没有武器,飞机只能在群山中兜圈子,等到30多分钟后,我的飞机油量已经不够了,只能迫降,当时的一点好处是印度北部全部都是茶园,比较平坦,我也做好了一切迫降准备。我还有一种选择是空中跳伞,但是这样一来,整个飞机都会损失,而一旦迫降成功的话,至少还能保存飞机的大部分零件。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接到机场通知,日本飞机走了,我们可以回机场降落,于是我又驾驶飞机朝机场飞,好在当时离机场已经不算太远,飞机勉勉强强飞到了跑道上空,在离地面6公尺的时候,螺旋桨彻底无法运转了,飞机直直地从空中摔了下来,幸亏是空飞机,受损没有那么严重。
这一次经历算是我在驼峰飞行中比较危险的一次,但比起其他牺牲的战友来说已经非常幸运了,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幸运星”。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员牺牲,所以对于伤亡大家都已经习惯甚至是麻木了。对于同伴的失事,我们在心里都会有些难过,但在战争环境下,同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根本无法考虑那么多,只想着能顺利完成任务,赶快赶走日本人。
由于日本人对这条航线骚扰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总部将飞行时间全部改为夜航。即使是这样,遭遇到敌机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有一次,我刚接到情报说有日机在此区域活动,就看见在飞机的左前方有个黑点。我对我们自己的航线很清楚,知道在那个方向不会有自己的飞机,刚好也是老天帮助,是个阴天,我驾驶飞机赶快钻到云层当中,在云里转了半天,出来再看,敌机已经不见了,总算又躲过一劫。
在驼峰航线,一共有几十个中国人,大家见面都很亲切,我的年纪很小,他们都叫我“小龙”或“龙仔”,但是很多战友还是在互不知道姓名的时候就牺牲了。
战争与浪漫
我们这些飞行员相比普通的老百姓条件要好得多,很多食品和生活用品都是从美国过来的,但也还是比较艰苦。平时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有一个军营里的俱乐部,每次飞行任务结束之后,到体检室,会给你发一杯酒作为完成任务的奖励。就是这杯酒吸引了很多人,也给危险而单调的飞行生活带来了一点乐趣,有些喜欢喝酒的战友即便不是自己的航班,也会跟着那些体检的人,顺便混一杯酒喝。
军营里不允许卖中国酒,因为医生认为白酒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因此很多美国兵偷偷跑到昆明城的酒馆里去买中国酒喝,很多人喝了中国白酒都会感觉头晕,像是听到了空袭警报的感觉,因此他们给中国酒起的名字就叫做“警报酒”。
当时每周星期六还会安排一个舞会,我就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是从上海逃难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做工。那天她借了朋友的一身衣服来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开了吉普车到西南联大去找她,才知道她身世也很坎坷,我们在三个月之后结婚,我才20岁。
1944年6月,我从运输大队调到轰炸大队,终于可以亲手驾驶飞机打击日本兵。那时候我们执行的任务是轰炸缅甸等地的军事目标。日本人已经将海军和空军的力量集中在南太平洋区域,缅甸上方的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盟军掌握,所以我们执行的轰炸也成为整个战场上最“舒服”的作战任务。
1945年8月,我和其他战友驾驶第一批盟军飞机降落在汉口。后来,我们又执行任务,将抓来的10名日本高级战犯押送到上海,那是1945年9月的事情。经过多年的抗争,抗战终于胜利了,这也是我那些年当中最高兴的日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