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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前副主席龚达希,来自上海,但退休后已经觉得不适应内地的生活环境,他成了西藏人
1959年8月,23岁的上海市牛奶公司第二牧场兽医龚达希,被选派前往支援西藏。那时候的选拔非常严格,必须是党员,职称在助理工程师以上,且祖上三代是贫农。在上海的190多名畜牧兽医中,仅有3人入选。当时组织部的干部说,他们去西藏工作3年后再调回来。
入藏时,很少有专门的客运车,一行15人都坐在货车的货物上。到了海拔3000米的地界时,车上的所有人都开始有很大反应,头疼,呕吐;到了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时,车上已经有人连续病了4天了,连饼干也吃不进去。听说有人曾因高原反应死在了唐古拉山上,大家很担心……就这样,吃着半生不熟的米饭(当时还没有高压锅),忍着头痛,经过了21天,他们到达了拉萨。
中国新闻周刊:拉萨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
龚达希:从地图上看,拉萨起码是一个中等城市,但一到这里,才发现根本不是想象的样子。当时到了破破烂烂的汽车站,还没有到拉萨,我们三个人雇了一辆马车,从布达拉宫后面的土路上走过去,去拉萨城。布达拉宫还不在拉萨城,周围都是荒地,真正的拉萨城仅是围绕大昭寺建的八角街。都是土路,没有一条公路,满眼望去,都是大小便的痕迹,臭得难以忍受。大街上有两间铁皮房子,就是拉萨的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到大昭寺之间,都是破帐篷。
再看今天的拉萨,不亚于内地的一些中等城市,想一想,发展确实是快得惊人。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当年藏族牧民给你起了一个藏族名字?
龚达希:1960年4月,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大批小牛得了寄生虫病,危在旦夕,我奉命前往救治。
此时,牧民们还不相信现代医学,就在离我医牛的农户家不到500米的地方,一个喇嘛正在为另一家的小牛念经治病。
我每天不断地给小牛打针吃药观察病情,喇嘛天天对着小牛念念有词。结果我医治的10多头小牛中,有7头被救活,喇嘛的8头小牛中,6头死了。该地区的藏民奔走相告:汉族医生比喇嘛还神。
接着,我又被请到了其他农户家中救小牛。疫病过后,当地藏民根据龚达希名字的谐音给我取了一个地道的藏名——“龚扎西”,当地的不少小牛也因为这个原因被取名叫“扎西”。
当时西藏一些地方的叛乱还没有平息,好心的藏民提醒我,穿着中山装容易引起叛匪的注意,并特意杀羊做了藏皮袄给我。
就在龚达希抵达拉萨不久,一天,西藏工委(党委前身)宣传部长给新来的援藏干部作报告,告诉大家做好长期在藏工作的思想准备。“这个时候我们思想上有些波动了,毕竟来的时候告诉我们3年之后就可以回去。”接着,龚达西又说:“但那时候是党指向哪就去哪。”
对于龚达希们来说,一个刚刚进藏的汉族青年干部是否适应西藏当地的生活习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工作的成败。龚记得,当时农牧处的处长特意把他请到家里,打了最差的酥油茶请龚达希喝。差的酥油茶有一股极其难闻的臭味,没想到龚达希一饮而尽,但差点吐出来——面试通过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西藏工作这么多年,你记忆最深刻的场面是什么呢?
龚达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西藏的农牧业。西藏的农区可以种青稞和小麦,但一直以来收成并不好,产量在10年内一直徘徊不前。我考察后,认为原因在水利建设上,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当时的水利建设费用只有1500万元/年。于是我选择了日喀则的江孜县作为典型,这里有20万亩的田地。1986年冬天,我在每条山沟里都转了一圈,发现群众自己修的水利设施都不符合要求,于是下拨60万元对江孜县的水库进行重新改造。1987年改造后的水库开始蓄水,很快,一大片农田变成了水浇地。水库修好后,该地的粮食产量超过了2800万斤,在我离开政府时,该地的产量达到了上亿斤。那时日喀则的群众把我当喇嘛下乡一样。(笑)
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出台了许多向西藏倾斜的政策,西藏自己是怎么做的?
龚达希:中央一直提出“全国支援西藏”,但以前整个国家也穷,所以,真正大规模的支援西藏,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力度非常大。1959年,中央拨付给西藏3亿6千万,现在,基本建设包括青藏铁路就拨了250亿。
大约是1990年,自治区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全国支援西藏,那么我们西藏自己应该怎么做?当时,在全西藏进行了一次大讨论。电视台、电台……报刊上,从干部到群众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小平同志曾说“发展就是硬道理”,西藏的历史问题最终要靠发展解决。经济不发展,社会停滞不前,群众就过得不舒坦。比如畜牧业,这里每年都有2300万头牲畜长成出栏,但受消费能力所限,只能出栏四五百万头。西藏有大量的青稞等待运出去换成钱。美国人研究说,青稞作为高原生植物,富含36种氨基酸,具有抗缺氧性。
西藏没有利用起来的资源很多,如果能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应该是西藏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担任自治区副主席的8年中,龚达西走了西藏的71个县,24万公里路,到卸任时全西藏他只有两个县没有去成,但在退休后他决心都跑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唐磊 李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