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此次访华的首要议题很可能是中美间的贸易。”美国智囊组织外交关系理事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易明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我的预测是，在推人民币升值上，双方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但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其实是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的。从根本上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意味着中国的地方政府要逐渐走向法治、透明。这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需要长时期的努力。”

　　11月10日，在期待以久的布什亚洲行前夕，美国商业部公布了2005年的最新贸易赤字。其中，中美双边贸易赤字又创了新高，2005年的前三个季度累计为1463亿美元；日本则以612亿美元名列第二。中、日同样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国，但在美国总统的形容中却有微妙的差别。11月8日，当布什在白宫接受中、韩、日及蒙等4国媒体的采访时，他一边将中美关系定义为“重要和复杂”，一边又十分看好和小泉首相的“私人友谊”。

　　“美日若想在经济上对付中国可能有些机会，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但是我几乎没有看到这一趋势的发展。”同样来自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亚洲和经济事务高级研究员爱德华·林肯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分析说，“更广泛地讲，如果人们对中国有什么经济软实力发展的顾虑，那么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强调美日关系，而是通过WTO和APEC的框架，以多边协商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经济议题的讨论。”

　　中美经济棋盘面对汽车零件、赤字和IPR纠纷

　　“我不是政治学家，但我知道布什总统现在面临着很多来自国会的批评。”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经济系教授卡德·波恩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国会议员们非常关心对华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并威胁说，如果布什不做些什么的话，他们会采取措施。因此，我猜测布什一定会把贸易问题带到中国的谈判桌上，表达国会的忧虑。这是布什背后的政治压力导致的。”

　　林肯预估道：“布什会在访华时会提及人民币升值和知识产权问题(IPR)，也会对最近中美刚刚在纺织品贸易中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但所有的讨论将会被非常小心地限制在对华谨慎接触的大框架下。布什不会因为要在中美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上压对方妥协，而不顾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扮演的关键而积极的角色。这是复杂外交关系中一个典型的事例，政府必须不断在各种不同的目标中寻找平衡。”

　　对此，易明将之总结为：“中美双方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共识：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是大目标。坐在谈判桌两边的布什和胡锦涛都有各自的国内观众，需要做出一些事情让他们满意。胡锦涛会表达中国需要出口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布什会转到美国国会对外包、因贸易赤字而造成的失业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劳工、环境等问题的关注。这等于是向国会做做姿态：瞧，我努力过了。”

　　“即便都要向国内交代，双方首脑也明白，中美需要合作的领域比争议的地方更多。尤其是在国际能源、健康等跨国议题上，中美是两大参与者，要分享地球未来的命运，需要多合作。”易明说，“中美首脑还会讨论如何在下一轮六方会谈上取得进展，以及两国间更多的军事合作。”

　　目前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日本修道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王伟彬从中国的心理剖析道：“贸易问题实际是中国手里的一张牌。布什访华肯定希望中国能更大地开放市场，允许美国企业在华直销产品。但对中国而言，除了有具体国情考虑外，也希望借贸易让步换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更多的支持。这样的利益交换不会写在纸上，却是中美在寻求的一种默契。从两国长期的发展趋势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双方以经济筹码换政治利益的迹象。”

　　虽然具体的会谈结果很难预测，但是波恩说：“上周中美刚刚在纺织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方将继续用贸易壁垒抑制中国的纺织品进口，但是中国仍在一定条件下继续向美口出口衣服鞋袜。我的推测是，紧随着这一谈判模式而来，汽车零件很可能是中美贸易战的下一个主角。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零件厂商就要因为中国快速增长的高质量产品进口而倒闭了，美国国会对此自然压力重重。”

　　谈到贸易逆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鲍泰利在《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勾勒出一副宏观的世界贸易图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远远快于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赤字虽在继续拉大，但如果布什总统要让中国负担起贸易赤字增加的责任，或是威胁对中国的进口加征25%的税作为制裁，那他就错了。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代表了一个相对低的附加值，商品到达中国之前在亚洲其它国家进行的加工的成本都被算到了中国头上。其实这是美国和整个亚洲(主要是中、日、韩、台湾)的贸易赤字。”

　　“其实，布什这次访华应该更多地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着墨，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担忧。但他不应该越过之前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华时陈述的范围。”鲍泰利建议说，“布什此行是个好机会，能让美国全方位了解中美间大量的政府限制出口和技术合作的现状。其中有些限制早就没有了安全上的顾虑，应该被解除了。即使那些仍被贴上安全标签的也应该在更广泛的中美关系领域中被重新思考。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战略性的、全面而长期的中国政策。现行对华政策既短视且无效，经常因为一些非理性的恐惧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而左右。很多年以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行政领导权。”

　　美日无法在经济上遏制中国

　　“美日经济关系几乎或根本无法抑制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林肯的话一语中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已经看到他们在华投资或贸易的巨大增长前景。就像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样，它也跨越大洋，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贸易伙伴，取代了过去日本的地位。”

　　然而，从微观角度看，美日针对中国的经济联合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回到波恩举出的那个汽车零件案例，他说：“受害的并不就是美国汽车企业。日本丰田在美国的零件厂也在因为从中国进口产品而罢工。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和日本两大盟友是从经济的角度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了，更何况日美本来就是政治盟国，在贸易以外的政治、安全问题上本就坚定地站在一起。”

　　宏观上，林肯仍然认为：“经济和安全问题是要分开看的。在安全领域，美国一直鼓励日本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但不能脱离美日安保条约的约束。但是我不认为日本走向世界的目标是为了对付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和韩国肯定会为日本的军事强大感到担忧。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但觉得布什心中可能相信一点：中国不应该为日本的军力上升感到威胁。美日的安全合作是为了保持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

　　“相反，在经济层面，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会经历一个贸易迅速增长的过程，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经之路。”林肯说，“即使这样的经济实力上升冲击了日本、韩国，乃至美国和欧盟，从根本上讲，它仍然是个全球问题，应该放在多边框架内协调解决，而非建立所谓的日美经济联盟来应对。”

　　纵观国际政治史，王伟彬道出了他的担忧：“冷战之后，所有的国际同盟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只有美日安全同盟在不断加强。美国就是在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在东亚的力量发展，而日本也希望借此走向世界。”

　　“如果你分别观察一下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王伟彬提出了独特的解释，“中日关系最近一直是经热政冷。无论两国政府在外交领域闹得多么不愉快，双方的经济往来却依然蓬勃。相反，从1970～1980年代的美日关系中，经济摩擦不断，但是两国的政治军事关系却非常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说，“在这两个双边关系中，经济都独立于政治关系了。这也是外交上成熟的表现。日本民间发展对华贸易的力量非常强。他们不像德国等欧洲国家一样，需要政府出面帮助拿订单，而是自己对中国的市场做了深入的研究，让产品自己打入中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于是，日本的官员们访华时，几乎不需要谈什么经济条件了。”

　　“在这一点上，美国企业真的应该好好向日本同行学习。”王伟彬强调，“虽然日本在地理上离中国更近，中美贸易间又缺乏互补性。中国出口美国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的强势则在高科技产品上。然而，日本企业也和美国企业一样，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而不能对华进行高科技出口。但是美国企业不如日本的是，它们不会细心研究中国人的购物心理，在汽车、机械和家电等很多有优势的行业中往往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日本人。”

　　他总结说：“中日贸易和中美贸易一样迅速发展，但日本对华的贸易逆差仅仅占美国对华逆差的十分之一。美国人在高呼限制中国贸易的时候，为何不从自身找找原因。要知道，在中国之后，同样还会有别的国家成长起来，以巨额的贸易打击美国的。”

　　(李焰，《华盛顿观察》周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