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重科监事会主席龙国键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预测，201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将为1.52亿吨，2015年和2020年将达到2.1亿吨。城镇垃圾处理是现代城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资料显示，我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大中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经济损失超过300亿元。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少地方一味追求GDP，忽视环保，导致了当下城市垃圾围城困局。在国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形势下，城市垃圾处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重科监事会主席龙国键，畅谈破解“垃圾围城”之困。
城市垃圾处理方式落后单一
《中国经济周刊》：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城镇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的方法有哪些？规划与建设的情况如何？
龙国键：部分大中城市实现了分类回收、堆肥、填埋、焚烧为一体的处理方法，但中小城市在垃圾处理工作中还远未实现这样的水平。从整体来看，我国大量城市主要采取的处理方式仍然是填埋，约占全国垃圾处理量的70%以上，采用焚烧法处理的不多，分类回收并未落到实处。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和城市扩容也在持续上升，而城镇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跟不上。新的垃圾处理设施不能如期建设和运行，现有的垃圾填埋处理场必然超负荷运转、二次污染治理措施也就难以到位，而且随着使用寿命加速到期，城市生活垃圾出路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在环境治理上，发达国家醒悟得较早，就城镇垃圾处理问题，你是否做过类似的调研？
龙国键：发达国家目前都采取减量化和再资源化处理的方法。减量化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避免和减少垃圾产生，资源化则是指将废物分类处理后，作为原料进行综合利用与再生。比如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处理厂，走的是回收、筛选和加工路线，他们将金属、玻璃等分离出来并提供给相关工厂进行冶炼与回收，将垃圾产生的沼气通过管网输送到发电厂。蒙特利尔市政府则将垃圾填埋场改造成一座城市公园，各种植被生机盎然，环境宜人。垃圾分类处理后焚烧处理也是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城市垃圾处理技术，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普遍推行垃圾焚烧技术的应用。我国很多城市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了弯路，当时只是简单堆放、填埋，根本谈不上焚烧与综合利用。
老百姓叫停怎么办
《中国经济周刊》：你刚才提到，大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垃圾焚烧的方式。据我们了解，2009年至今，至少有10个以上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被老百姓“叫停”。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一喊建垃圾焚烧厂，老百姓就十分地敏感呢？
龙国键：因为垃圾焚烧后会产生一种叫做二恶英的有害气体，是一种强致癌物，毒性很大，是砒霜的900倍，而且很难自然降解。由于相关的技术等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在中小城市推行的话较难，老百姓很担心。总体来讲，近几年因垃圾处理焚烧厂选址问题引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垃圾处理厂建到哪里，社会矛盾就聚集到哪里。在一些地区，如果再不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城市生活垃圾无处堆放，将进一步加剧垃圾围城的局面，这对人居环境、身心健康、社会稳定极为不利。
《中国经济周刊》：建一个垃圾焚烧厂，资金投入不少，技术也要过关。生活垃圾处理投资水平长期过低，历史欠账较大，依靠土地进行垃圾填埋处理方式难以为继。既要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比如垃圾焚烧发电厂，又要充分保证群众的诉求，如何平衡好这种关系？
龙国键：垃圾处理项目具有关注度高、专业性强的特点，需要多渠道普及相关知识，媒体要发挥引导作用，科学、严谨、客观地进行相关报道，缓解公众过分的忧虑情绪，政府应加大公众的参与度，建设更透明化的决策程序，发挥公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
另外，要通过补偿机制减缓公众的抗拒情绪。垃圾处理设施均属于“避邻设施”(是指一些有污染或危险的设施，公众知道这些设施对整个社会有利甚至必要，予以支持，但却又都不愿建在自己家门口)，只要是附近的居民，一般都会反对。即使垃圾处理厂选址是经过政府部门多次考虑后做出的决定，无论是从环保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都是科学的，但项目所在地的群众肯定认为对他们不公平。为此，对于受损群众的利益，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如免费供热、供电以及发放补偿金等进行补偿，提高垃圾处理的接受度。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注意到，大中城市对垃圾处理设施的投入较大，而更多的中小城镇对此存在明显投入不足的情况。从人居环境、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角度看，这是否意味着，大中城市的幸福指数、满意指数要高于中小城镇呢？
龙国键：许多城市都面临垃圾处理投资大、产出少的问题，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仍偏弱，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政策优惠。毕竟，垃圾处理是一项公共事业，也是公益事业，它关系到城市发展和每个市民的利益，目前垃圾处理的形势非常紧迫。一方面，政府要持续开展城市垃圾减量化的工作，加强城市垃圾的分类回收；另一方面，政府要在现有条件下，探索新的融资途径，为城市垃圾处理提供硬件支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昌 I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