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号机组外部电力供应恢复、3号机组压力内部暂时稳定、5号6号机组脱离危险……昨天起，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频频传来好消息，让人紧张了10天的核泄漏危机终于松了松弦。
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乃至当下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每一次核危机后，都在全球掀起反核浪潮，而每一次，核电都走得更远。如何向对核安全再次产生巨大疑问的民众做出解释？本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系教授袁竹书。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日本在这一次核泄漏中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力？
袁竹书：仅从网上获取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日本做的还是不错的。没有马上惊慌失措和放弃，使之立刻升级为一场极大的灾害。这两天，情况有所好转，说明已逐步得到控制。这归因于很多因素，如东京电力公司50位员工拼死坚守岗位，调集消防车注水，敷设电缆等。
唯一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想到敷设电缆，因为是因断电导致失去动力，冷却系统无法工作，专业人员应该马上就想到电力输入的问题，也许是地震后给作业造成困难或者担心辐射太大，这个具体情况还要等事故平息后才能做进一步了解。
记者：核电站的设计要达到怎样的防危级别才让人安心？
袁竹书：这个很难说。日本的核电技术水平相当高，防护设施做得也很好，但9.0级地震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当然，如果要苛求的话，也可以说它对灾难估计不足。这次事故对各国从事核电研究的人起到的一个警示作用就是，今后设计核电站时，要尽可能想得周密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要想周到，核电站的安全系数还要提高。
记者：每次核电事故发生后带来什么变化？
袁竹书：每一次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会立即召开全球性的会议，让它变成全球的经验教训。那两次事故发生后，核电站的安全设计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核电技术从一代发展到二代，甚至三代四代，这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技术。只能不断从大大小小的事故中吸取教训，来获得进步和发展。
记者：目前有许多人质疑核电，核电该不该发展？
袁竹书：每年那么多人死于车祸，我没有听说过有人反对汽车。不能因为一次事故就对核电产生质疑，要客观科学地分析，任何一项技术的应用都有风险。死于车祸的人不知道比核电站的要多多少了。在当前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最现实有效、能大规模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只有核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都不可能大规模替代，比如太阳能，解决一个小区或一幢楼的用电问题或许可以，但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都靠它，目前还不可能。在紧迫的现实面前，不可能等技术十全十美后再应用。
记者：我国目前的核电技术如何？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袁竹书：我国核电站基本上是二代和二代以上的技术，山东海阳和浙江三门采取的是美国设计的三代技术。法国也有第三代核电设计，他们采用的是“非能动”安全系统，所谓“非能动”，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不需要外部动力去干预，而只依靠自然规律，如把水箱设在较高的位置，借助“水往低处流”的重力作用，实机灌注冷却；还有利用大气循环，使热空气冷空气形成循环，达到空气冷却的作用。这样的设计思想更先进，安全系数更高。但我们刚引进三代技术，还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比较成熟的还是二代的。我国四代核技术也在实验中。再谈得远一些，目前核电技术采用的是核裂变原理，会产生核辐射，今后发展到采用核聚变原理，不但效率更高，也没有放射性。这方面，我国也参与了国际合作的大项目，但商业应用还要等上40-50年。
记者：就核安全问题，怎样给民众一个满意的回答？
袁竹书：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我国立刻全面检查核设施，暂时停止审批新项目，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不能因噎废食。
关于核安全，还要加强核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前几天抢购盐的风潮，实在是因为民众极度缺乏常识，核科技工作者应当担负起宣传普及的责任；第二，我国很快把各方面检测的数据公布，在网上都可查到，增加信息透明度，这也很好，民众不会相信谣言。对这次核泄漏带来的核安全焦虑，要从积极的角度去想，把核电变得更安全。
本报记者 姜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