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北京首个实现厨余垃圾就地分解和生活垃圾分类的项目在北京保障房红狮家园启用。
王钰谊摄
日前，国内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在该规定中，政策制定者详细列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对象、方法、相关责任人以及处罚办法等具体内容，并明确指出，广州市将于2012年建立起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与搜狐新闻中心，对20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5%的人支持生活垃圾分类，其中58.4%的人表示“非常支持”。此次调查中，“80后”占37.9%，“70后”占36.3%。有25.0%的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
仅12.4%的人非常了解垃圾分类正确方法
几年前，一部纪录片让家住北京市双榆树某小区的何芳了解到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那个纪录片讲的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光鲜体面，城市却被肮脏的垃圾山重重包围。我特别直观地体会到了处理生活垃圾的重要性。垃圾分类正是处理生活垃圾的最佳办法，不但有利于保护环境，更能将分开的垃圾变废为宝，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虽然何芳认识到了生活垃圾分类的好处，但是她坦言自己是“行动上的矮子”。“去年年初，我们小区里更换了新垃圾桶和垃圾车，上面都贴着‘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标识。开始时，大家觉得挺新鲜，也做了一阵儿。但后来我发现大家丢在两个桶里的垃圾其实都差不多，所以也就跟着随便扔了。”
像何芳这样的人并不少。调查显示，78.7%的人表示自己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的益处。但仅有18.2%的人表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类型的城市间，坚持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也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中，坚持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受访者所占的比例为23.2%，明显高于其他大城市（16.1%）与中小城市（16.4%）。
谢新源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城市固废工作组调研项目的负责人。据他介绍，从去年起，北京已经开始在600多个小区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并在大部分试点小区配上了厨余垃圾分类运输设施。但是，即使在试点社区，仍有很多居民抱怨自己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没有意义，因为在家里分类，倒出去又被混在一起。所以，很多人没能很好地坚持下去。
对于垃圾分类正确方法，调查中也仅有12.4%的人表示自己“非常了解”。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教授指出，由于宣传不够，现在大部分老百姓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还停留在“可回收”与“不可回收”这种粗略的划分上，很少有人能完全掌握通行的四类划分法。
一般而言，生活垃圾大致可被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它们分别对应的垃圾桶颜色依次为蓝、绿、红、黄。
为什么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如此之难？
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就曾被列为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然而，10多年过去，生活垃圾分类在这些城市仍未得到有效推行。
为什么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如此之难？调查显示，受访者眼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难以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63.0%）。其他原因还有：政府不重视（62.1%）；政府投入不够（61.4%）；分类标准复杂，很难掌握（54.3%）。
“在我国，居民从小就缺失环保价值观教育，所以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内化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不足为奇。”为了让更多的人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宋国君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小范围的实验——起草并推行《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生活垃圾减量化系统方案》。他告诉记者，如果自己的实验成功，将会促使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中来，从而对整个社会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宋国君认为，在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上，人们的习惯与政府的作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举例，台北和北京两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生活垃圾的种类都非常相似，可是台北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情况却明显好于北京。“原因就在于，台北市政府已经制定出了细致、全面的法规政策，并将其向市民进行充分的宣传。这样一来，生活垃圾分类在台北就成了一个上至市长下至老百姓都纷纷参与的全民行动。台北市的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谢新源认为，政府在制定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中，对民间的声音重视得不够。“我们对一些政府出台的文件和人大立法提过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的确组织过一些专家论证会，但是却很少邀请市民和民间环保积极分子参加。”在他看来，这正是导致垃圾分类政策实际可执行性有所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谢新源说，在小区放上几个垃圾桶、垃圾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要在制度和管理上进行创新，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他建议，政府在制定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中，应充分考虑民间的意见。只有这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才能真正在基层顺利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