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授予某家企业开采利用公共的自然资源的特权，就必须同时加诸它更多的责任，严厉地监管它、约束它。我们必须始终谨记：没有人能判断人类为获取今天这些经济收益，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渤海湾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被揭发，竟然始于微博。消息在网上纷传10天之后，中海油才于7月1日正式承认：这个油田6月上中旬发生渗漏，附近海面出现油膜，而油田的作业者是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康菲中国)。此后，在国家海洋局干预下，康菲公司开始进行漏油封堵与油污清理。8月31日，康菲声称已按要求如期完成封堵与清理工作，但很快被戳穿谎言，国家海洋局勒令油田全面停产。
如此这般，就是我们一些企业及其合作方在犯下大错之后的“大爷”态度。“利益是某些企业的，风险却是大众的。”某些受托运营公共资源的企业就这么应付公众、对待自己的社会责任？面对这种“大爷”，我们不能不检讨是不是将资源“所托非人”、是不是在约束机制的设计上存在漏洞。
只是“危机管理不及格”吗？
漏油污染环境，除了导致渤海湾水产养殖户损失惨重，对周边生态和公众健康的损害也非常严重。但在人们的愤怒声讨中，犯错企业态度十分倨傲，至今只字未提赔偿；在被查明未能完成“两个彻底”(彻底排查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后，康菲居然还有心思纠缠媒体是否“如实报道”了其员工的言论。
从发现漏油到被曝光，康菲并未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正因为前期马虎，才使得油基泥浆溢出总量增加到400立方米，远远超过它自己预估的240立方米。除了瞒报事故和善后消极，美资的康菲公司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的做派颇有“本土风格”：报喜不报忧，只谈自己做了什么补救，不提自己有何过错、该负什么责任。
有人说，在此次漏油事件中康菲的危机管理是不及格的。但仅仅是“危机管理不及格”吗？我们真的只要道歉吗？当渔民仰天长叹，当海洋生物被油污所困，当环境受到重创，道歉又有什么用！
根据国家海洋局调查，此次漏油是由一系列违规作业、低级人为错误造成的责任事故。在事故发生两个多月后，这个油田才被勒令全面停工。尽管原因认定和停产决定都显得迟了些，但海洋局的严厉态度，仍然值得肯定。油田停产带来的每天6万多桶原油的损失，是对当事企业的当头棒喝，当然这并不是它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付出了巨额成本。经济学家鲍莫尔和奥茨在揭示环境污染的实质时说：“社会一直在免费送掉它的环境资源，送掉的数量太多，时间也太长了。认定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的价格，这并没有什么可耻，真正可耻的是把价格定为零。”
公众利益包括环境、生态，都是有价格的，谁损害了，谁就必须赔偿，而且要受惩罚。
不能让下一个“大爷”冒出来
再让我们看看渤海湾蓬莱19-3油田开采权所有者中海油。中海油被授予开采海洋石油的专营权，完全拥有中国5米以上水深海域的油气勘探开采权；由于技术能力有限，很多项目采取国际招标，外包给外资公司进行开采作业。此次事故发生后，中海油称将协助康菲公司清理溢油，并对事故作出反省。很快，国家海洋局即认定它的责任将只根据其与康菲公司的合同确定。
看来中海油的“公关”相当成功。此后在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中，中海油似乎已悄然从此事件中全身而退。如果发生了事故，后果都由作业者承担，那么“二房东”这种有权无责的日子，过起来真是太舒服了。
因为得到公共资源而获利的企业，本应更加谦卑和低调，却为何让人感觉是“大爷”？掩盖过错、拖延乃至推卸担责是几乎所有犯错企业本能的共同选择，如果只是“要求其向其公众道歉”，甚至豁免某些责任者，那么这样的“幸运环境”一定会弄出下一个“大爷”来。
我们总是对大企业特别呵护，这是出于对其创造的巨额经济利益的赞赏？问题在于，巨额经济利益是它单凭自己努力赢得的吗？在大企业闯祸之后，一些相关主管部门总会再三衡量“应当兼顾”的利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犯错者的纵容。而在此次事故发生后的多方博弈中，我们发现，有些利益的代表人明显弱势，有些利益则可能并无代表人，比如渤海的生态环境。我们必须问，如果油气有价，环境资源是否有价？
现在，我们应当把注意力从企业的“危机管理”、“公开说谎”等等并无太大意义的细节上移开；而必须深刻反省：今天仍然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量的对海洋、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发，是否在观念和整体制度设计上存在偏差和疏漏？我们的监管和追责是否已足够严厉，严厉到能够尽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当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具有特别的侵略性时，如果暂时没有可靠的技术来保证环境安全，那就应当严格控制甚至禁止这种经营活动；如果我们授予某家企业开采利用公共的自然资源的特权，就必须同时加诸它更多的责任，严厉地监管它、约束它。我们必须始终谨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判断人类为获取今天这些经济收益，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作者王中美 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