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好的时候,王久良会晒晒拖鞋,5000多双,“哗啦”倒一地,有的还是崭新的,包着塑料膜,印着大饭店的名字。这些拖鞋来自垃圾场,他雇人一毛钱一双捡出来,目标是捡够10万双,为日后的作品做准备。
王久良是艺术家,专职摄影。3年来,他开始骑着摩托车,后来开着他的“疯狂小面”,跑了3万多公里,去过北京400多个垃圾场,他对着垃圾拍照、摄像,第一批的两个“作品”已经完成:一个摄影集,一个纪录片,名字都叫《垃圾围城》,反响强烈。
正在酝酿的第二批作品,名为《超级市场》,拖鞋是其中的道具。
王久良说,两部作品是一种倒推的逻辑,《垃圾围城》是唤起公众对垃圾的关注,《超级市场》是想引发公众对过度消费以及资本生产的本质的反思。
关于垃圾的创作的思路,来自3年前王久良的一次归乡。当时,他正在拍摄一组名为《鬼神崇拜》的作品,走在老家山东省潍坊市的田间地头时,他发现,白花花的小塑料袋扔了一地,风一吹,白色垃圾满天飞。小时候戏水的池塘,也臭得不敢靠近。记忆中,农村很少有垃圾,儿时家里的水瓢是葫芦做的,坏了就扔,自然降解,装农药的瓶子,一年用一个,用完就回收。现在,这些垃圾从哪儿来的?又到哪里去?王久良脑海闪过这个问题。
回到北京,他陷入思考。在和著名摄影家鲍昆老师多次沟通之后,他感觉,一个人能量的释放应该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他决定以垃圾为题材,进行创作。
他跟踪小区垃圾回收车,走进了北京的垃圾场。看到的场景,让他震撼。垃圾就在城市周边,一车车运去,被掩埋、焚烧,气味刺鼻。垃圾场不远处,一排排新楼拔地而起。
他决定,举起相机,记录这些垃圾场的生态。
很多垃圾场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灰色”地生存着,王久良的拍摄工作危机四伏。他形容拍摄就像“闪电战”:搬个梯子,冲上墙头,举起相机,猛摁快门,然后骑上摩托车,迅速走开。即便如此“神速”,也并不是次次顺利,其中的苦只有他和同伴儿知道。
有一次,在朝阳区的某垃圾场,他站在高高的旧楼板上刚拍完,一低头,身边悄无声息地冒出来十几个年轻人,将他们团团包围。他和同伴儿被带到一个小屋里,分开审问。甚至有人警告他们,如果以后敢再来,就把他们当垃圾埋了。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后来常有人问他,这么危险的事,你难道不怕吗?
王久良回答,拍摄的时候不害怕,“人一旦心里有个目标,想做成一件事,别人看起来很苦的事情,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进入战斗状态,那种血脉贲张、必须实现的感受,反而觉得很刺激。”
拍摄经历,有苦有乐,还有哭笑不得。有一次,王久良在某违规垃圾场拍摄时,场主过来问,“你是哪个媒体的?”
王久良不作声,只是拍照。
后来得知王久良只是个搞摄影的,场主很生气,一帮人把他架到了办公室。场主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你怎么能偷拍呢?做人要讲道德,你知道吗?”
王久良说,“当那些人在给我上道德课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哭笑不得。”
一年多时间,他拍摄了400多个1万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场,留下1万多张照片,每一张都震撼人心:某垃圾场上,200多只绵羊正吃着垃圾,为防止羊生病,羊倌给羊注射抗生素,这些羊又被卖到城市,进入餐桌;有个垃圾场,烟雾缭绕中,一群奶牛在垃圾上觅食……
他在地图上标注了这些垃圾场的位置和坐标,一条垃圾场形成的“环路”围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