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好的时候，王久良会晒晒拖鞋，5000多双，“哗啦”倒一地，有的还是崭新的，包着塑料膜，印着大饭店的名字。这些拖鞋来自垃圾场，他雇人一毛钱一双捡出来，目标是捡够10万双，为日后的作品做准备。
王久良是艺术家，专职摄影。3年来，他开始骑着摩托车，后来开着他的“疯狂小面”，跑了3万多公里，去过北京400多个垃圾场，他对着垃圾拍照、摄像，第一批的两个“作品”已经完成：一个摄影集，一个纪录片，名字都叫《垃圾围城》，反响强烈。
正在酝酿的第二批作品，名为《超级市场》，拖鞋是其中的道具。
王久良说，两部作品是一种倒推的逻辑，《垃圾围城》是唤起公众对垃圾的关注，《超级市场》是想引发公众对过度消费以及资本生产的本质的反思。
关于垃圾的创作的思路，来自3年前王久良的一次归乡。当时，他正在拍摄一组名为《鬼神崇拜》的作品，走在老家山东省潍坊市的田间地头时，他发现，白花花的小塑料袋扔了一地，风一吹，白色垃圾满天飞。小时候戏水的池塘，也臭得不敢靠近。记忆中，农村很少有垃圾，儿时家里的水瓢是葫芦做的，坏了就扔，自然降解，装农药的瓶子，一年用一个，用完就回收。现在，这些垃圾从哪儿来的？又到哪里去？王久良脑海闪过这个问题。
回到北京，他陷入思考。在和著名摄影家鲍昆老师多次沟通之后，他感觉，一个人能量的释放应该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他决定以垃圾为题材，进行创作。
他跟踪小区垃圾回收车，走进了北京的垃圾场。看到的场景，让他震撼。垃圾就在城市周边，一车车运去，被掩埋、焚烧，气味刺鼻。垃圾场不远处，一排排新楼拔地而起。
他决定，举起相机，记录这些垃圾场的生态。
很多垃圾场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灰色”地生存着，王久良的拍摄工作危机四伏。他形容拍摄就像“闪电战”：搬个梯子，冲上墙头，举起相机，猛摁快门，然后骑上摩托车，迅速走开。即便如此“神速”，也并不是次次顺利，其中的苦只有他和同伴儿知道。
有一次，在朝阳区的某垃圾场，他站在高高的旧楼板上刚拍完，一低头，身边悄无声息地冒出来十几个年轻人，将他们团团包围。他和同伴儿被带到一个小屋里，分开审问。甚至有人警告他们，如果以后敢再来，就把他们当垃圾埋了。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后来常有人问他，这么危险的事，你难道不怕吗？
王久良回答，拍摄的时候不害怕，“人一旦心里有个目标，想做成一件事，别人看起来很苦的事情，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进入战斗状态，那种血脉贲张、必须实现的感受，反而觉得很刺激。”
拍摄经历，有苦有乐，还有哭笑不得。有一次，王久良在某违规垃圾场拍摄时，场主过来问，“你是哪个媒体的？”
王久良不作声，只是拍照。
后来得知王久良只是个搞摄影的，场主很生气，一帮人把他架到了办公室。场主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你怎么能偷拍呢？做人要讲道德，你知道吗？”
王久良说，“当那些人在给我上道德课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哭笑不得。”
一年多时间，他拍摄了400多个1万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场，留下1万多张照片，每一张都震撼人心：某垃圾场上，200多只绵羊正吃着垃圾，为防止羊生病，羊倌给羊注射抗生素，这些羊又被卖到城市，进入餐桌；有个垃圾场，烟雾缭绕中，一群奶牛在垃圾上觅食……
他在地图上标注了这些垃圾场的位置和坐标，一条垃圾场形成的“环路”围着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