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PM2.5难彻底洁净空气 多地存二恶英污染(2)

　　记者：目前我国空气中二恶英含量大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

　　毛达：如果以3部门2008年所规定的二恶英环境影响参照值，即日本的大气二恶英浓度限值作为评价空气质量的一个基本标准，我国目前从已知的科研成果看，北京、上海、广州这3座特大城市的空气二恶英浓度已经逼近或超出了安全线。

　　2008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在国际学术杂志《大气环境》(Atmospheric　Environment)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北京市3个区的二恶英类化合物大气含量为0.018至0.644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平均值为0.268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结果说明，北京一些地区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已经和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处于同一数量级，且某些时候还高于该值。

　　同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上海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在另一国际学术杂志《化学圈》(Chemosphe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大气二恶英浓度水平的论文，指出嘉定、闸北、浦东和黄浦4个区的大气二恶英浓度毒性当量平均值分别为0.4971、0.289、0.1444和0.1432皮克每立方米。该结果同样表明，上海一些地区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已经接近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

　　广州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07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余莉萍的博士论文显示，花都、荔湾、天河、黄埔4个区大气中的二恶英平均浓度分别达到了0.1046、0.4305、0.1637和0.7693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结果不仅说明广州在总体上面临着和北京和上海同等程度的大气二恶英污染，局部如黄埔这样的工业活动密集区甚至超过了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值得注意的是，余莉萍还通过暴露公式估算出天河区居民成人的日二恶英摄入量为1.1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某些季节儿童的日摄入量竟高达4.3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后者已超出世卫组织建议的安全标准。

　　记者：造成二恶英含量偏高的污染源有哪些？

　　毛达：事实上，上述发现不应令人惊奇，因为我国特大或大型城市早已存在着多种显著的二恶英排放源，包括钢铁行业、再生有色金属业、废弃物焚烧行业、造纸行业以及总量巨大的汽车尾气排放。如果这些排放源得不到有效控制，高浓度的二恶英仍会被继续排放，它在环境中的积累也会越来越严重，人体的健康风险也会随之增高。

　　此外，大城市并不是二恶英大气污染的唯一灾区。近期，一起发生在江苏海安县农村地区的二恶英污染诉讼揭露出当地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可能给周围环境带来的二恶英污染。根据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究人员的实地采样检测，该焚烧厂在2008年运行期间，周边1.5公里内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达到了0.716和0.622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最大值甚至达到了0.901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案例说明，农村地区也存在明显的二恶英污染源，其大气二恶英浓度也可能超过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

　　记者：既然3部门已经有了关于二恶英的环评技术要求，为什么还提出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中纳入二恶英数值？

　　毛达：尽管我国的二恶英污染监测和研究工作总体而言还十分薄弱，但以上重要的科研结果或发现足以说明大气二恶英污染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环境和健康问题，其危险程度并不亚于颗粒物的污染。因此，目前由PM2.5引发的我国空气质量标准的再讨论和再制定必须将二恶英及其他被忽视但有同等危害的污染物纳入其考量范围。毕竟，3部门2008年所建议的与二恶英有关的环评技术要求并不是国家环境标准，其法律约束力不仅有限，而且仅适用于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足以成为全面控制大气二恶英污染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

　　记者：那么，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应该如何限定二恶英？

　　毛达：至于新国标应该如何规定大气二恶英浓度的最大限值，有关部门应以最可靠的科研数据为基础，充分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同时参考国外经验，给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保护环境与国民健康安全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从目前的情形看，一定不应比日本所设定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更宽松。因为只有更严格，才能确保普通民众，尤其是一些敏感人群，如孕妇和儿童的二恶英暴露程度应低于世卫组织的建议值。

　　对话人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毛达

　　《法制日报》记者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