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袖珍人世界：普通家庭难以承受“长高成本”(3)

　　对于许多不富裕的家庭来说，“长高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许多矮小症患者只得无奈地放弃

　　每天临睡前，大章会从冰箱里取出两盒透明的小药瓶：一盒是药粉、一盒是注射液。

　　他熟练地用一把细长的白色注射器轻轻抽出液体，注入药粉中，等待药粉慢慢溶解再吸入注射器。随后，掀开上衣，用酒精棉球在肚皮上擦了擦，左手捏起一小块皮肤，右手握住注射器以45度角刺入，慢慢推注药液，6、7秒后注射完毕，拔出，放松。

　　大章一遍遍重复着这些动作，就像刷牙洗脸一样，习以为常。

　　2010年，大章在朋友的鼓励下做了一次骨龄检查，发现自己的骨龄只有15岁，骨骼还没有闭合。“你还有长高的希望！”医生建议他注射生长激素。

　　这已经是大章第三次“揠苗助长”。前两次，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

　　1977年3月26日，北京丰台区大红门的陈家，一个壮实的男婴呱呱坠地，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很男子汉的名字“立章”。

　　长到3岁，母亲发现这个儿子“吃的不少，可就是不长个”。为了让他长高，家里买了不计其数的钙片、鱼肝油，也到大医院检查过，甚至找巫医“跳大神”。但始终没有治愈他的“怪病”。

　　1985年，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的罗德曼博士首次正式提出了“生长激素”的概念。很快，这个论断传到中国，大章的“怪病”也确诊了：生长激素缺乏症。

　　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制造出自己的生长激素，从国外进口的生长激素价格不菲，打一针就要300元，相当于那时许多人2、3个月的工资。对于这户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把房子卖了给儿子治病吧？”面对母亲的提议，父亲犹豫了。

　　“要不咱俩离婚，房子一人一半，这样我就把自己那半卖掉……能让儿子长上几厘米也好。”看到母亲的坚决，父亲点头了。

　　大章家位于大红门的惟一住宅以最快速度出手，一座200平方米的四合院才卖了9000元。而一家四口则挤进了只有6平方米的租住房。

　　通过注射生长激素，大章一年“蹿”了15厘米，一家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卖房子的钱花光了。

　　不甘心的母亲又向工作单位借了1万元，勉强给大章打了第二年的针。为了还钱，父亲进城拉起了人力三轮车，母亲边当幼儿园老师边种地。当这笔借款也花完了的时候，大章家再也负担不起昂贵的药费。从此，大章的个头定格在135厘米。此后的20年，他再也没有长高。

　　后来，大章上了大学，自学了网站设计，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小公司。他和所有矮小人都拥有成人的思维，但由于生长激素的枯竭，他们看上去却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别人怕自己变老，可我多希望自己快点变老啊！”大章叹息道。

　　现在，大章可以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国产生长激素，让自己看起来“老一些”了。虽然只是中档药物，每个月4000元左右的治疗费用也让他的生活变得局促起来。“如果用高级的‘水剂’，价格还要翻一番”。

　　据了解，目前，无论民政系统、残联还是社保体系中，都没有将治疗性生长激素列入可报销名录。对于许多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份“长高的成本”实在难以承受。许多矮小症患者明知“自己还有机会”，却只得无奈地放弃。

　　“对于许多袖珍人来说，有时候，有工作有饭吃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公司不招童工。”

　　“我今年24了。”

　　“你的身份证不是假的吧？”

　　“我还带了户口本，您看看？”

　　“行了，不看了，你回家等通知吧。”

　　10年过去了，第一次面试时的遭遇依然像一块烙印，偶尔让大章心里疼一下。

　　已经记不清当初面试了多少次，反正大章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家急需网络设计师的公司，虽然怀疑大章“这小身板能不能坐得住”，公司还是决定让他试试。第一个月，大章拿到了800元工资，第二个月涨到了1600元，第三个月2000元……大章用自己的聪明、勤奋换来了老板的肯定和光明的前途。

　　好友魏泽洋也曾经是一个“极端悲惨”的个例。

　　“一年到头粮食都不够吃，屋子四处漏风，衣服靠别人送，几口人盖一床被子……”魏泽洋向大章这样描述记忆中的童年。

　　8岁那年，魏泽洋被确诊患上生长激素缺乏症。随后，打击接踵而来，疼爱他的奶奶去世，父亲断了腿，家里债台高筑。12岁那年，魏泽洋辍学了。为了给自己挣学费，他登上了开往浙江台州的长途汽车，开始了打工生涯。

　　“捡垃圾、卖报纸、摆小摊、打零工，只要不违法，能挣到钱，我啥都干过。”魏泽洋就这样挣到了读书的“第一桶金”。

　　“每一个自信面对人生的袖珍人，都有过一段苦不堪言的奋斗史。”无论如何，大章和魏泽洋觉得自己算是幸运儿，他们读完了大学，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