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国玉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精神饱满，说话轻言细语，语速较慢。说起过去的事情，有记不准的地方，例如时间、人名，她就吩咐女儿：“琼儿，把我的回忆录手稿给我拿出来。”
拿着手稿，找到自己要确认的内容，盛老认真地读给记者听。“现在岁数大了，害怕有些地方记不准确，对不起死去的难友。”盛国玉对记者说。
2011年3月19日，在垫江县城桂溪名苑的家中，盛国玉向记者讲述了解放前夕她所经历的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启蒙
丈夫把我带进革命队伍
我的革命思想启蒙于垫江县城南门外的李家栈房。1947年，经亲戚介绍，我与在重庆读书的余梓成结了婚。当时我已从垫江简易师范校毕业，但长期找不到工作，成天在家干家务，思想很苦闷。1948年余梓成从重庆回垫江教书后，常把我接到县上，让我同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接触。
1948年4月，已经是垫江中学教师的丈夫余梓成将我从乡下接到县城。住在城南门外的李家栈房。在那里，丈夫介绍我认识了假扮“夫妇”的龚大野、龚芷杨，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川东地下党。
龚芷杨是女的，她和我一起逛街，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她说，妇女要奋斗，要摆脱封建枷锁，要冲出厨房，现在社会黑暗，要争取自己解放自己；她还特别讲到，我们妇女不能参政，社会地位低下，常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四种压迫的道理。她还叫我宣传、发动妇女联合起来，争取自己解放自己。
龚芷杨她们还给我讲了国内革命形势和川东地区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环境。那年我只有22岁，“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信念就此在我心中扎根。
被捕
和杨森侄女同一间牢房
我是1948年10月18日被捕的。和我一同被捕的还有川东地下党员游中相、傅伯雍、陈鼎华。
10月17日，大竹张家场党组织成员游中相、江志南、陈天兴等三人，受党组织派遣到重庆接洽武器。他们化装成生意人，但被盯梢。特务在游中相身上搜出来不及销毁的笔记本上，发现记有垫江女中教师傅伯雍、垫江中学教师陈鼎华和我的名字。
18日晚上11点左右，随着“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租赁亲戚的房子里突然冲进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注：1949年5月以前，该单位叫重庆行辕)的特务。
特务就凶狠地问我：“盛国玉在哪里？”我怕连累房东和其他群众，马上站出来说：“我就是！”
随后，我先被关在垫江，后被押送到重庆。
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我认识了杨汉秀。那晚，我坐在特务值班室里，一个30来岁的妇女走进值班室来，叫我到厕所里去。她告诉我：“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她的情况，就没有和她说什么。
后来，她也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和我们同在一个牢房。这时我才知道，她就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女杨汉秀。
在“11·27”大屠杀之前，杨汉秀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狱中
我的上铺住的就是江姐
在渣滓洞监狱，我被关在女牢二室。我的床正对着房门。床是上下铺，我住在下铺，我的上铺就是江姐江竹筠。
女牢二室除了有江姐、杨汉秀、胡芳玉、左绍英、彭灿碧等优秀共产党员外，还有和我经历差不多的罗华娟。渣滓洞监狱一共关押着20多个“女犯人”，这些革命者大多数都是已经成了家的女人。
我进渣滓洞时，江姐已经浑身是伤疤、被竹签钉后的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尽管这样，江姐的革命意志不减。她向狱医要来红药水和处方签，每天坚持写《新民主主义论》提纲，还组织姐妹们研究对敌斗争，带大家学习。
在渣滓洞监狱，每当有人被提审，同室难友都会自发地唱歌，为即将受刑的难友助威，一直唱到难友回来。即便如此，很多时候，难友们受刑的惨叫声还是会盖过隔壁戏院的锣鼓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