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洪光家的窗户望出去，是雾蒙蒙的重庆，长江就在几百米外。
一台款式过时的台式电脑摆在这扇窗边。一块皱皱巴巴的红布小心地盖在键盘上，椅子的扶手坏了，只能用一块木板和两根黄色皮筋将它绑起来。83岁的田洪光老人在这里消磨每一天的大部分时光，他总是弓着后背，用自己榆树皮一样苍老的双手在电脑上敲打。
这个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的重庆老人，用了大半生时间还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江和船夫生活，写出了一部120万字的手稿《死了没埋的人》。
3年前，手稿被删节为55万字付梓出版。可直到今天，这本毫不起眼的厚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没能超过50册。一切都与儿女们之前的想象一样，“在这样一个快餐时代里，有谁会愿意看看这本写三四十年代底层生活的书呢？”
但一个长期关注长江的文化人无意中读到后，却发出感慨：“如今，川江上有了雄伟的三峡大坝，但再也没有了桡夫，没有了急流险滩，更听不到那曾经悲凉、激昂、打动人心的川江号子了。因此，有关长江往事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珍贵……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再现了长江的‘前世’。”
可是对于田洪光老人来说，想要记录这一切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初衷，“等我们这辈人死了，还有哪个来讲川江的故事呢？”
这些事情我要记到，死都要记到
在江上，“弄船”不是份体面的职业。旧时的重庆曾经流传着，挖煤的是“埋了没死的人”，弄船的是“死了没埋的人”。
田洪光出生在江边。三四岁就下河凫水拉船。高小毕业后，因为付不起“五斗米的学费”，被迫辍学，12岁时正式成为一名小船夫。每天，在一条“出租车般大小”的木船旁，学习上水拉纤、下水推船，为两岸的人们摆渡。
父亲早逝，这个农家孩子正在独自经历一场自己也茫然不知方向的大时代漩涡。新的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入重庆水上公司菜园坝站做一名船工。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时川江的凶险。作为长江上游河段，这段从四川省宜宾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重要航道，长1000多公里。老船工们回忆，几乎每5公里就会遇到一处“要命的险滩”。
田洪光曾亲眼目睹，一艘装煤的缆载船因为超载“被浪沉了”，乘客像树叶一样漂浮在江面上，呼救声撕心裂肺。湍急的江水将船板撕成碎片，“像箭一样射向落水者”。一个平日里最熟水性的船工，本来已经弃船游走，没想到这时却被碎木板刺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正因如此，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田洪光来说，没有比“多学些弄船的手艺，不挨饿”更紧要的事了。那时，既没有师傅，也没有教材。每到船靠岸时，他就立刻去码头上找间茶馆，要一碗3分钱的“玻璃茶”，听那些几十年船龄的老师傅摆龙门阵，记下他们口中各个险滩的状况、肉眼看不到的礁石和冬夏风向。
除了死记硬背，学这门手艺似乎没有其他诀窍。更何况船工们大多脾气古怪，“你就仔细听，莫要开腔，如果你发问，他们绝对不会回答”。有时，老船工们会说起许多江上的传奇故事。田洪光也将这些一并死死地记在脑子里。
1982年，这个摸透了川江秉性的老船夫终于退休了。有时，他也会和孩子们讲讲那些古老的故事。大女儿田家还记得，自己曾经随口说过一句，“要是能写下来就好了。”没想到，“他就真的听进去了这句话，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田家笑着说。
这位身高不到1.6米的老人，认定自己有了一项重要的事业。他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写作，“夏天的时候，打个赤膊，从早写到晚”，最多的时候，居然能写上12个小时。甚至直到现在，老伴也会抱怨几句，“20多年喽，在屋里头一直坐着写，啥子都不干”。
那时，没人看重书桌上这摞越来越高的稿纸。对于5个子女来说，这充其量不过是父亲“消遣晚年的最好办法”。10年时间过去，在早春一个毫不起眼的日子里，这个像蚂蚁一样勤力写作的老人，终于在手稿上重重地写道：“1992年2月初稿完毕，谢天谢地！”
可没有人知道这重逾5公斤的手稿到底写了些什么。他买最便宜的红格子稿纸，修改的时候只能用蓝色圆珠笔在上面重重地涂上一笔。如果需要整段修改，他就小心地剪下一块白纸，在上面重写一遍，再像打补丁一样贴到原稿上。
眼下，这个老人有时会佝偻着脊背，用一种对待宝藏般小心翼翼的姿势将这份书稿从柜里拿出，翻看，尽管薄薄的稿纸已经布满霉斑，发黄变脆，轻轻一碰就可能裂开。蓝色的圆珠笔字迹也已经开始褪色。一展开时，一股发霉的味道就冲出来。
但他一边略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说，“看看这手稿，很不规范哈。”另一边，又宝贝似地摩挲着，“这些事情我要记到(重庆方言：记住)，死都要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