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多大啊，就已经这样了！”……近日，一组武汉市“少先队副总队长”黄艺博的照片，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五道杠”意味着等级
照片中，黄艺博戴着“五道杠”少先队标牌，表情严肃，认真地审阅着手里的文件。而黄艺博的父亲则在微博中进一步“揭秘”：儿子从七岁开始就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
“太有官员范儿了”，武汉少年戴“五道杠”少先队袖标引发人们热议的同时，也让商家从中觅得商机。记者在淘宝网上发现，已有数家网店开始预售“五道杠”袖标，标价8-12元。
“小孩本来很单纯，却给人感觉很官僚，两者产生了很戏剧化的冲突。”南京大学政治学系袁光峰博士道出黄艺博“走红”的原因。
更多的网友提出质疑：“没听说过少先队有‘五道杠’的设置啊。”
江苏省少工委工作人员介绍，我省少先队干部也只设置了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三种职务。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亦表示，目前少先队中最高只有“三道杠”的大队长，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五道杠”的总队长，可能是地方尝试，是否会禁止，还在研究。
根据武汉媒体报道，该市一位副市长称首创的少先队总队委授予“五道杠”队标，进一步完善了少先队的评价体系。共青团武汉市委少年部也证实，确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总队长、副总队长和总队委都佩戴“五道杠”。
“所谓的评价体系，就是等级制度。”袁光峰指出，“连小学生都知道，五道杠比三道杠大。”
南京一所小学的叶老师告诉记者，有当官想法的孩子在她10多年教学生涯中，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学校在淡化一道杠、两道杠概念，强调都是为大家服务。”她说，他们学校更注重发挥学生特长，例如让学生管考勤，管出黑板报，甚至管电灯。而这些，曾经被解读为学校“官本位”，每人都有官做。“其实，我们刻意营造的是大家平等，他们其实不知道当官意味着什么。”
但让老师们担忧的是，外界的影响仅靠教育很难抵消。叶老师说，越是在名校，这种“官大官小”的比较越普遍。“有的小孩家经常是好车，甚至是秘书来接，自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当官的心理就自然出现了。”
另类家长不是主流
记者随后在学生、老师和家长当中进行了调查，像黄父这样的另类家长只是少数。
微博上有网友“稠椴树”认为：“孩子，多大的年龄做多大的事情，这才是健康成长。”“余凡微薄”坦陈：“我的孩子10岁了，还感觉傻呼呼的，天天想着多玩会电脑，给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天空，我想这才是父母对孩子最好的爱吧！”
一个名为“快乐的毛头小丫”的南京小学生家长聊天群里，在一家出版集团工作的刘先生对新闻中的说辞表示怀疑：“对政史的见解是要有生活阅历作支撑的，他才几岁怎么可能有自己的见解呢？”人民中学赵老师认为：“作为老师和家长，看到这样的学生和孩子，有一种自豪是肯定的，但孩子还是应该有孩子的样子，天真烂漫是童年的可贵特质。”在省档案馆工作的姜女士见识过不少很“牛”的孩子，自我调侃说：“懂事早熟的孩子是真有，咱们可就别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了。”
南师大附小陈老师从事了多年教学和德育工作，她坦陈接触过类似的孩子，“不同的心态和愿望决定了不同的做事方式，这不是可以简单灌输的，但家长的态度常常能体现一种鼓励和引导。”
孩子们的想法则很简单，见记者来采访，南京汉口路小学刚放学的小朋友围上来七嘴八舌：“戴着很威风。”“五道杠是什么啊？”“比大队长还大。”他们认为，要是“选自己也会戴起来”。至于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孩子们公认“要表现好”、“要学习好”。
“五道杠”的社会学解读
“这其实折射出社会的基本心理，就是官本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
“孩子翻翻那些报纸，也没啥大不了。但不宜将此当成某种‘特长’进行宣扬，有意进行‘特殊培养’。”一位教育专家认为，对于这种超越了一般孩童规律的“早熟兴趣”，原本可淡然视之，加以适度的鼓励和引导。如果掺杂了太多成人化的色彩和浓厚的家长意志，反而需要关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儿童是无辜的，对他们的苛责和恶搞是有问题的。”胡翼青说，虽然黄艺博和他的家人也可算是公众人物，应当接受公众目光的审视，但更应看到现象背后凸现的社会现实。“这一个案深刻折射出官本位影响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现实，需要搞清楚产生这样畸形需求的原因。”他觉得，目前有种怪圈，一方面大家有清醒的认知，一方面却尽力希望家里出现当官的。
这种矛盾已经渗透到社会成员潜意识深处。“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是社会导向的问题。”
“不把小孩当小孩，而当成了获利工具。”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一位专家认为，这是社会文化的导向失败，等级差和获取利益的差别，自然会把孩子的成长路径设计为做官而非工程师。(记者 陈月飞 吴红梅 杨 波 邵生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