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上午10点，750路这趟开往北京大兴区南小街三村的公交车，早早地在南小街一村村口就把乘客赶下了车。在村口黑色铁门上，悬挂的写有“该地区社区化管理，需凭证进出”字样的蓝色牌子格外刺眼。一群人正同联防队员大声交涉，“这是村庄，不是社区，铁门一关，既不能进也不让出，这怎么行？”“谁家没有老人，到处在挖坑，怎么走过去？”尽管村民和过路者表达出诸多不满，每趟路过的公交车仍然被穿制服的人拦住，在卸载所有乘客后才被允许开入大门。
七嘴八舌的村民们已经将其中的缘由说得烂熟。4月25日凌晨，一场大火发生在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村的一个服装加工厂，18条生命在这场大火中丧生。4月26日，火灾原因初步认定为由现场存放的电动三轮车故障引起。由于起火地点是在违章建筑内，相关部门开始加大力度清理整个南小街村的违章建筑和服装加工厂。4月27日，《北京市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下发，规定从当日起到7月上旬，对所有建筑物进行排查。自此，租住在这些违法建筑里的农民工开始被陆续清出。
时隔一月有余，笔者探访因火灾被广为关注的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这里早已不是火灾前的热闹模样，俨然是一座“空城”。
旧宫百业尽萧条
正值端午节放假期间，在南小街一村到南小街三村的这条路上，本该热闹的村子，除了少数的村民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什么人。沿街的商铺大多被清空了，少有的几家店铺也在深挖的下水道外侧苟延残喘。墙上大多用黄纸书写着“应季新货，撤店狂甩”的字样，但是并没有人跨过深挖的壕沟去购买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崭新的黄纸在阳光下显得分外刺眼，与城里小长假的热闹氛围不同，这条大街显得落寞而萧条。
在街边一个出租屋的门口，从安徽来京务工十几年的肖春花摆出一个衣服架子，以15元、20元的价格甩卖着夏天穿的背心、短裤，卖完这些，她就要收拾一下铺盖，去河北廊坊与老公会合了，他们在那里新租了小厂房，十几天前已经把机器搬了过去，打算重新开工。
肖春花和老公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旧宫打工，看到老板们大把挣钱，不甘心当打工仔的他们东挪西借了10万块钱，开办了自己的作坊。在乡亲们眼里，他们在北京当老板挣“大钱”，对他们羡慕不已。但说起这些，她只有苦笑：“十几年了，爹妈还不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样子呢。”
她一直有个心愿，想让公公婆婆来北京看看，可是因为他们忙，也没钱，老人一直没来成。本想今年初让爹妈过来，却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给打乱了。“现在要搬家，我连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晚上就在这屋里铺个塑料布，在上面对付睡，老人这样肯定不行，不知道他们来不来得成，看孩子他爸怎么安排吧。”说完这句话，肖春花眼圈有点红。“孩子没有考上大学，之前也在厂子里帮忙，现在厂子停工了，孩子就跟着我，帮忙把剩下的一些服装处理掉。”
在南小街村里，像肖春花这样的小作坊主不下两万人，他们大多借了钱，买来制衣的机器，在附近的大红门服装城接了订单就近生产，每件衣服挣个五角、一元的加工费，除去工人工资，挣的钱比普通工人多不了几个，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完全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整治违建就是赶人？
整治违规建筑并不是旧宫镇独有的现象，在北京各个区县都在进行。南小街的整治违建工作无疑只是北京新一轮“以业控人”政策的缩影。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实施情况》报告称，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挑战资源承载极限。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目前，北京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755万人。
在人口调控的背景下，北京市除“以房管人”，还提出“以业控人”的工作思路。北京多个区县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也都对“以业控人”做出了相应的安排。目前北京包括顺义、房山在内的各个区县均出台规定表示将整顿“五小企业”以减少流动人口。“五小企业”指的是包括小服装、小加工、小作坊等对流动人口有巨大吸附作用的企业。
事实上，很多“五小企业”都是租用违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是农民的自建房，有的违规搭建到四五层高。这些建筑看起来高大宽敞，但因为缺少统一规划，没有统一的供水供电系统，电线的承载能力有限，一旦超过了极限就有可能引起火灾。而前来务工的农民工们大多包吃包住在工厂里，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作为这次整治工作重点地区的旧宫南小街三村就是如此。据担负巡查任务的治安管理员介绍，整治违建其实主要任务就是赶人，四处进行挖掘作业、断水断电是变相的整治方式。这些违规建筑拆除不了，就只有断水停电，工厂无法经营，工人自然就走了。这也正好暗合当前北京控制人口的政策。
“ 瓦片 ” 经济积重难返
近些年来，因违建引发的社会问题并不罕见，整治工作也一再展开。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各个区县以“瓦片”为生的经济模式。村民通过在自己院子里增盖一些房屋对外出租，维持生计的经济方式，通常被称作“吃瓦片”。
这种“吃瓦片”的经营方式，在大兴区旧宫镇显得非常突出。旧宫镇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地处南郊，西与丰台交壤，北与朝阳邻接。这里是北京市的服装出产基地，云集了大大小小的作坊将近1万多家，聚集北京市一半以上的服装加工厂家，大部分衣服经过加工流向木樨园等服装批发市场。
旧宫镇的很多服装加工作坊是无照经营。为了节约成本，厂房和宿舍区、厨房一般合并在一起。在这里一年交付几万块钱就能租下一间面积约一两百平方米的厂房，而正规的厂房年租金达到几十万元。从上世纪90年代起，城乡接合部的村民从这其中找到了生财之道。他们不再务农后，便依靠出租村里自建房给外来人口作为增添收进的首要路子。
如今，街边的店面关掉很多，还在营业的，也大多拆除了霓虹灯招牌。一家便利店老板叹了口气后说：“原本这时候正是我卖冰棍儿的好时间。现在可好，工厂停工了，农民工全走了。水都进得很少，冰棍一根都没敢进。”
与临街店面“撤店狂甩”不同的是，一家货运公司在门口贴出硕大的招工广告，这家公司老板告诉笔者，村里工厂根本搬不完，三个村庄里，大大小小的服装厂数不过来，有的已经签了多年合同了。要退租的话，不仅服装厂不同意，农户也不愿意，所以很多农户帮着自己的租客办出入证，转移、隐藏机器，应对检查。躲过这阵风头以后，这些工厂都会陆续开工。不过，仓促关门之下，好多农民工拿不到钱，被迫走了，有的还带着孩子，幼儿园一封，孩子也没有了去处，加上这几天麦忙，很多农民工就直接回家了。
这位老板似乎并不觉得整治有什么意外，“每次整治违章建筑，就是把我们赶出去，事情过后再回来，一切都没有变化。整改就是交钱呗，该买啥买啥，买了就没事了。”说完指了指墙角的灭火器。
以业控人与产业升级
2010年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介绍了顺义区“以业控人”的“顺义模式”，一时间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也成为日后其他各个区县相互借鉴的政策原型。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政府管理人员说，旧宫大火给人警示，相关整治也应立即着手展开，若产业转型籍此加速，则有可能成为这次灾难带来的积极一面。只是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资本和土地的平稳过渡，在旧宫辛苦工作的几十万农民工的衣食，也应是整治工作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以业控人”只能通过产业升级换代，不可能以一刀切的形式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首都经贸大学副院长刘欣葵认为，越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越需要生活型服务业。而生活服务业从业者大部分是外地人。应该让外来人口有成长的空间，并设立准入资格，建立起一套体系，让他们慢慢地融入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