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克柳的脑海中，每当浮现千里之外家乡江西那潺潺的于都河水，他的眼神总能闪烁熠熠的光。这里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更是他红色人生的开始。
周克柳已经百岁，膝下七个子女的出生地点几乎都不相同。这主要源于周克柳戎马一生的传奇经历：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周克柳老人在迎接建党90周年的时刻，也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辰。9000元的特殊党费，他用这个数字为党的生日献礼。
怀揣生死牌 勇走长征路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在征集红色影像，纪念建党90周年。在我们这里有一位可敬的老人，他用一生经历的磨难和烽火证明了那一代人的努力。”14日，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政委王者伦致电本报时这样说。
王者伦所说的人，就是百岁的老红军周克柳。6月15日，周克柳家中的客厅里，一个大大的蛋糕摆在桌子上，全家人依然沉浸在周克柳百岁寿辰的喜悦中。几位子女、儿媳妇和女婿，争相回忆老人讲述给他们的那些红色故事。
周克柳的大女儿周海玲说，由于年事已高，老人的大部分时间需要在医院里度过。虽然他已经百岁，可每当回忆起那些峥嵘岁月，思路却格外清晰。
1929年，周克柳这位出生在江西于都河畔的年轻小伙，投身革命，参加工农红军。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陵新田打胜仗。”陆定一这首诗中提到的于都河，就是周克柳的家乡。以于都河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此前周克柳时常说：“每次回到阔别70多年的故乡，看到那蜿蜒流淌的于都河，听到‘哗哗’的水流声，总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根据中央命令，红军开始强渡于都河，西进北上。当时，周克柳所在营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渡河西进，以压制和阻击敌人的尾追力量，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从此，周克柳和战友一起踏上了长征的路途。“当时渡过了20条河，翻越了许多座雪山，老人九死一生。”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政委王者伦说。
周克柳跟随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长征，九死一生。1935年7月，中央红军正艰难地行进在长征途中。在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一次，二排战士采到一大堆野蘑菇回来，煮了一锅。那天傍晚，周克柳被战友们拉着坐下一起“尝尝鲜”。
吃完后，不知过了多久，全排20多个人都失去了知觉，周克柳也不例外。等炊事班的同志赶来时，以为他们真的死了，就将他们抬到路边，盖上几把野草，算是把他们埋了，还分别在他们头边的位置插上块生死牌。周克柳身边的牌子上写着：周克柳，江西于都人，六连战士。
之后，有后续部队开过来，其中一位老战士看见了周克柳的名字，就把草扒开想看看是不是他。这时，周克柳慢慢有了微弱的意识，他努力睁了睁眼睛。原来，周克柳和二排的战友是吃野蘑菇中毒引起昏厥，但并没有死。在被老战友拉起来之后，周克柳将那块小小的生死牌揣在怀里，跟随部队又踏上了征途。
“红色管家” 屡屡破难题
在济南军区第一干休所为老人举办的百岁寿辰庆祝仪式上，老人的儿子周延平按照老人的嘱托，缴纳了9000元的特殊党费。“这是老人的意思，‘9’是代表庆祝党成立90周年。”
周克柳的传奇一生，与后勤工作密不可分。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1937年1月20日迁到延安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周克柳从那时开始有了“红色管家”的身份。
“管家”，在革命年代就是后勤保障，周克柳的后勤工作从一次购买粮袋开始。1937年2月4日，农历小年，领导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采购粮袋。当时，由于敌人对陕北封锁严密，红军后勤供粮十分困难。为了保证部队打仗时有足够的粮食，急需一批粮袋。要买大批粮袋，只有到白区去采购，可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常常使我军采购人员空手而归，甚至有去无回。
接受任务后，周克柳买来长褂礼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商人，越过重重封锁线，来到西安城。在好心人的指点下，他白天四处采购，晚上躲到戏院听说书，半夜才回店睡觉，躲过了一次次检查。经过多日筹措，购齐了粮袋，又几经周折，周克柳终于将数百个粮袋安全运回目的地。
这项任务顺利完成之后不久，周克柳被任命为红军大学财务科长。当时，由于国民党利用国共合作之名，强调“一切统一”，禁止陕甘宁边区使用工农民主政府印制的“苏维埃纸币”。这样，周克柳所在学校的经费和物资供应就成了极其棘手的问题。
后来，周克柳想出的办法成为他一生最值得珍藏的红色回忆。当时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周克柳建议采用写欠条的办法到合作社买东西。后来，他又提议把欠条印成欠津贴券，按月发给教职员工，持券可到合作社买物品。他根据当时津贴费的发放标准，亲自设计了欠津贴券票样，由延安广义书局印制。欠津贴券的内部流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职员工买东西的困难，缓解了学校经费的紧张局面。
从此以后，周克柳与我军后勤管理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后来的抗美援朝，他一直从事后勤保障工作。
罗瑞卿当“红娘” 促成红色伉俪
在周克柳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张黑白双人照，这是周克柳与爱人封霞光于1951年拍的第一张纪念照，照片中的周克柳长相英俊，妻子封霞光则很秀气。
两人的这段姻缘至今让他们的子女津津乐道，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战火中结成伉俪，更是因为他们的媒人是当时的抗大校长罗瑞卿。
“我母亲在年轻时看到红军女战士演出，十分羡慕。她们演出结束后，就上去拽住她们，说自己也要参军。”周海玲介绍说，在1938年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后，封霞光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临近毕业时，女生队学员都强烈要求到前线去。但学校对女学员定下了分配原则：凡是配偶在学校工作的随总校迁移到前线，其余学员留延安二分校。封霞光一听急了，三番五次找队领导要求上前线，这可让领导犯了愁，就把这件事向时任副校长的罗瑞卿同志作了汇报。
听过汇报后，罗瑞卿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到下面检查工作时，对财务科长周克柳的工作十分满意，队领导还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周科长什么都好，就是还没找上媳妇，请首长帮助解决。想到这儿，罗瑞卿哈哈大笑说：“这事好办啊，财务科长周克柳，二十六七岁还没有对象，小伙子又精神，只要小封同意就可按分配原则办理，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嘛。”当时封霞光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上前线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就这样，她带着“学员封霞光系你部周克柳同志的爱人，现分配你部工作，请接洽。”的介绍信报了到。
就这样，周克柳、封霞光成了夫妻。后来的日子里，夫妻二人转战多地，在敌机的低飞扫射下屡次逃过劫难。
重重磨难之后，如今的这个家庭已经是四世同堂。数十年来，几名子女对于两位老人的勤俭家风印象深刻。周克柳戎马一生，离休后始终保持着一个老红军战士艰苦朴素的本色，只要力所能及的事情，从不愿麻烦单位和组织。1998年，组织上为周克柳配了专车。但他除了去医院和到社会上参加公益活动外，其他场合很少用车，子女有时想用一下也不行。“父亲用自己的言行教育晚辈，尽量不要麻烦公家。”周延平说。(记者 董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