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
“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当他们走出门外时，连日来也一直守候在医院的亲戚和张磊的同学都围了上来。“捐什么了？”有人问。
“眼角膜。”这对老实的夫妇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敢和他们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张天锐叹了口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张磊去世后，有人提着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张天锐感到，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也正因如此，他们拒绝了此前所有的采访，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我去采访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把我引进屋，然后把大门紧紧地关上，同时反复地叮嘱我：“白天人太多，千万别来找我们。”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同在手术室里配合这台特殊手术的袁以刚还记得，医护人员最后为这个年轻人穿上了他姑妈买来的白衬衫和西装，笔挺笔挺的。这是张磊一生中第一次穿这么正式的衣服。根据当地的习俗，家人还请医护人员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细的带子系住了张磊的袖口、裤腰和裤腿。
当一切结束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三鞠躬。
这个“必须比120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1年来，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体重掉下整整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却被积水充满，鼓了起来。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6月5日下午，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如今，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等到出院，这个整整一年都在挨饿的女人，最想喝一碗莲藕排骨汤。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但一提起这件事，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点，用尽最大的力气说：“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我晃了晃手里的相机，问她：“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她点头表示同意。当镜头对准她时，她笑得很灿烂，伸出左手，比了一个V字手势。“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她说。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岁，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
这个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举家搬迁到武汉治病，父母以卖菜为生。蓉蓉一直成绩优秀，考入了这座城市一所“211高校”的财会专业。可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
在发给我的短信里，这个女孩说她喜欢穿时装。可是她的妈妈告诉我，开始透析后，她就再也没有穿过短袖上衣。
有时，她觉得熬不下去了，就问妈妈：“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活着，我的亲人都跟着一起受折磨。”她妈妈流着眼泪重复着这些话给我听，“好多人都让我放弃她，可那是我的女儿啊！”
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结果是可以移植。
凌晨3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从网络新闻上看到对张磊的报道时，全家人才猜出这颗肾脏的来历。蓉蓉妈妈的眼圈红了：“做父母哪个不晓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妈好伟大，救了好多人呐！”
紧接着，又有一名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现在，他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
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6月6日早上8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角膜已经溃烂、穿孔。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她常常撞在墙上摔倒。为了今天的这只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两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就在当天，她发现自己的视力恢复到0.5，“能看见桌子和树了”。
与其他受捐者一样，她也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只听说他很年轻，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人。”她曾经向媒体表示，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里。医生说，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
“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6月5日傍晚，获取器官的手术刚刚结束，为了避免熟人看到，几个亲戚快跑着把被白布单裹好的张磊运进医院楼下的殡仪馆车里。第二天，张磊被火化，骨灰送回老家祖坟，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面前种着高粱和西瓜。
回到县城，胡久红必须不停地干活。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闲不下来，这样就不会想到已经离开的儿子。“心情就像现在的下雨天一样，冰冰凉凉。”她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
有时，她在擦地，恍惚觉得儿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说说话，就像他还没走，只是我摸不着他。”甚至现在走在街上，她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地经过，心里也疼。
这些年，这对夫妇一直在为生计发愁。京山县已经有一些住宅区安了天然气，眼看着，送煤气罐这个生意就要搞不成了。他们也想过带张磊出去旅游，可是没有时间，更没有钱。他们窘迫地回忆起，平常挺少和孩子聊天。
我问：“张磊有什么爱好吗？”
父亲说：“有时愿意看看小说。”
母亲却反驳：“没有，啥时候看过小说。”然后，两个人各自别过头去。
张磊的书本和衣服，已经全部“烧”给他了。根据当地风俗，后辈没结婚仍然算小孩子，未能尽孝于父母，家里不设灵堂。
胡久红费力地跪在已经裂缝的瓷砖上，从床底拉出了一个小木箱，取出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层层包住的小包裹，里面放着张磊生前仅有的5张照片。这是一个白净秀气的小伙子，喜欢穿白色的衬衫，在镜头前，总是笑呵呵的。
我问他们：“后悔捐献吗？”
“捐了，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张天锐回答我。
他沉默了一阵，又低声说：“但孩子死得惨，死了之后还要开膛破肚，叫谁也是难受的。”
他决定出去透透气。胡久红离我坐得更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闭上眼睛就看见儿子的脸。”她向丈夫的方向张望了一下，“怕他爸爸担心，不敢和他说。”
6月15日，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
半年前，张磊在京山结识了小他两岁的女友程丽。比起为生存忙碌的张磊父母，程丽似乎更了解这个年轻人：他心地好，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他喜欢听陈奕迅的歌，喜欢玩“魔兽”，有时也去打打桌球。他的笑容总是“很有感染力”，在KTV里，这两个年轻人常常合唱“五月天”的《知足》，因为里面的歌词写道，“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
像很多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程丽喜欢幻想自己未来的家，比如，“结婚照要挂在哪面墙上”，“书柜要什么样式的”。张磊总是笑着听，并向年轻的恋人保证：“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等到张磊的工作稳定下来，他们就去两家见双方父母，定下婚期。
“总之，跟他在一起，怎么样都好。”这个刚刚20岁的女孩羞涩地笑了笑，眼角却依旧挂着忧伤。
2011年5月31日早上7点，22岁的张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门，他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程丽，督促她起床上班，不要迟到。他们正在电话里开心地聊着，程丽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手机里再也没声音了。本报记者 赵涵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