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
走进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李文祥的家，院子里迎面是“光荣之家”影壁，堂屋里迎面是“战斗功臣英雄本色”匾额。
面前这位瘦弱的老农，就是那个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英雄？！
他的小布包里，又衬上了女儿的一方花手绢。里面淮海、渡江、福州战役的奖状和纪念章都颁发于1949年，当时还正在打仗，一路上是怎么携带的？老人指指上衣胸前的内兜：放在心口。
李文祥也许生来注定要当兵。他1925年农历端午出生于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一户贫苦农家，属牛。5岁时母亲气病而亡，他离开父亲和弟妹，投靠殷庄姥姥家。为了混口饭吃，他在兵荒马乱之中辗转奔突。14岁报名参加八路军，年龄太小部队不收。16岁卖身当兵，入国民党石友三部当勤杂兵，在范县大堤上与日本鬼子打仗失败溃逃时，遇到八路军留下当兵。直到1947年正式参军加入华野10纵，他才真正明白革命道理，骁勇善战的潜质也得以施展。
他唯一的英雄气短之处，是从小失学文盲。这个缺陷到和平年代越来越明显。虽拿到了速成小学毕业证书，但还没完全脱盲，他对这个“软肋”的敏感和清醒，影响着一生命运的走向。
1955年的一天，上级来电话要提拔他当指导员，他急得拍桌子嚷嚷：“老首长，我从小的情况您不知道？指导员必须会讲课，我没文化，要是讲错词儿了呢？丢人不丢人？麻烦不麻烦？讲军事错了还可以改，讲政治错了可不得了。”老首长说，那就提拔你当副连长吧。副连长比指导员低一级，他却嘿嘿笑道：“这还差不多！”
1956年5月，他荣获1945～1950年解放奖章。几个月后，部队挑出几百人组成转业大队，李文祥也在其中。当时驻扎莆田洞湖小学的十几名转业兵，拍了一张“全体老战友离军赴地临别留念”合影。之前房东女教师想把二女儿许配李文祥，他没同意：还要打台湾呢，一旦牺牲撇下人家咋办？
打仗、打仗、打仗，军人心中只横亘这一个念头。李文祥想等台湾也最后解放了，啥事都没有了，再考虑自己的事情。谁知等、等、等……了这么多年，没仗可打了，要转业了。
舍不得啊，老部队是老兵的又一个娘胎！
李文祥在莆田街头踯躅，遇见了陈景三副军长，问：小李，你转业了？晚上到我那里去一趟！陈副军长当过他的团长、师长，一同打过济南、淮海、上海战役。晚上见面，陈副军长说：“小李，你咋没走啊？你不是共产党员了？听党的话，像打仗一样去参加新中国建设。明天去报到吧，给你补发一个月工资零花。”接着让秘书买了一张车票，把小李送出了暖热的怀抱。
李文祥的军龄不算很长，但是短短9年，参加6次战役，还有大大小小的战斗无数，挥戈横扫半个中国，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并获特等人民功臣、战斗模范称号，戴上了解放奖章，出席了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赫赫战功足以骄人。
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三野代表中就有那位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特级英雄杨根思。李文祥原本也是代表人选，可惜因生病错过了机会。没能坐着火车进北京见毛主席，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至今都没进过北京。
但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大仗打了，硬仗打了，胜仗打了，而且是在我军鼎定江山的最为酣畅精彩的时刻，是在共和国喷薄而出的最为壮丽辉煌的时刻。
之后呢，所有战功荣誉就收入了一个沉默的小布包。
打江山的人，只与牺牲者比。“显摆那干啥，好多战友命都没了。”他说。
记者问老人：你身边战友牺牲了多少？
他说，班里排里随死随补，认不全就没了。活下来的是一多半，死了一少半。
问他：你想过自己会死吗？
他女儿说：俺爹说，打仗往上冲，脚底下轱辘轱辘都是尸体，一双绑腿都染红了，涮几盆血水还洗不干净。
他却淡淡地说：“锯响就有末儿，战场上哪能不死人呢。真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是为人民而死。”
可他终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完完整整！除了济南战役中炮弹皮把手削破一小片，可谓未伤一根毫毛。真是命大！
记者问：你还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吗？
他先摇头：“想有啥用？不想。”可过了好一会儿，又仰天紧紧闭了一下双眼，“睡不着的时候想啊！”
午夜梦回，在静静的村舍里，枪炮声又震耳欲聋地轰响起来了，还夹杂着号令和呐喊，在硝烟和鲜血的气息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奔跑着，跳跃着，搏斗着，杀红了眼……
“苦！那时候真苦。”老人皱眉咽下一口唾液。
问他怎么苦，这个火里蹚过来、血里滚过来、死尸堆里爬过来的硬汉子没有回答。记者揣想，他所说的苦，不是个人的苦，不是皮肉的苦，而是战场上巨大的焦灼感，军令如山，万死不辞，苦苦地挺进，苦苦地求胜……
那时候，想过打完仗干啥吗？记者问。
他用范县方言吐出两个字：“回家。”
战士恋家。河南人恋家。
转业
以后解放台湾就交给你们了！少尉李文祥向军营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1956年8月，32岁的他复员转业为18级干部，到福建省三明市，在福建省建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
在自己曾经打过仗的这片土地上，他又投入了火热的地方建设。他不愿坐办公室，一线哪儿艰苦就去哪儿，先后在厦门营房、永安营房、莆田营房、南安营房、仙游制糖厂、漳州营房等工地保卫安全。到龙岩，领导让他当电厂厂长，他觉得自己文化低谢绝了。最后在三明钢铁厂工地待得最久，住了一年多，可正逢国家经济困难，工程下马，担任三外队长的他就领着工人开荒种菜渡难关。
那个年代，转业军官受人倾慕。据陈宝珍回忆，当时南安一带有200多名转业军官找对象，都是三四十岁年纪，“福建姑娘没少被他们娶去”。英俊精干的李文祥当然也有不少人介绍对象，女教师、女医生，他看看都没相中，怕文化人跟他过不下去。他想，只要思想进步，能吃苦过日子，就是庄稼人也行。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催他回去结婚。
转业第二年，李文祥在南安梅山镇营房工地时，陈宝珍正在营区给人当保姆，镇里保卫干事介绍两人相亲。这个农村姑娘的身世触动了李文祥，他5岁没娘，她1岁没娘，不由恻隐相怜，而且她能吃苦，虽然瘦小，却18岁就挑118斤稻谷翻山走8里路去交公粮，所以见第一面便心中暗许。第二天李文祥去了仙游工地，在那里偶患胃病，单位战友写信催陈宝珍过去。陈宝珍已没母亲，父亲下南洋去泰国断了音信，就由表哥送嫁到了仙游。花20元钱，炒几个小菜招待一下单位领导，就结了婚。
陈宝珍婚后在公司幼儿园当老师，在建筑工地帮工。虽然夫妻聚少离多，还经常搬家，但那是她一生最享福的6年。在发黄的老照片上，妻子穿着苏联流行风格的布拉吉，依偎在英武的丈夫身边，笑得多么甜蜜！
1962年，上级来作报告，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农业歉收，号召干部精简下放支农。从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种地的农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落千丈的沉沦。但是，李文祥仍像当年冲锋陷阵一样率先报名了：“共产党员应该听从国家号召，群众饿肚子，干部有责任！”因为他是革命功臣，担心领导不批，他又当场咬破手指，在申请书上按了血指印。那时食品极其匮乏，公司经理拿出公家还未养大的小鱼、鸭蛋为他饯行，有人提意见，经理勃然怒斥：“老李过去打仗流血，现在带头支农，你都没看见，吃点小鱼和鸭蛋你看见了？”
记者问陈宝珍：不当干部当农民，这么大的事你都依了丈夫？
她朗声说：他的主意，我起初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啥办法！
一旁有人说：你们家是老李说了算吧。
她边朝厨房走边笑道：今天晚上吃啥饭，还是我说了算！
1962年夏天，由李文祥带队，十五六个精简支农的人踏上茫茫旅途。当时福建海防局势紧张，大小火车站都不售票，但还是照顾他们上了部队家属车厢。到山东济南时，李文祥夫妇下了车，然后经聊城回河南范县。
归心似箭的李文祥，凭介绍信在聊城汽车站买了回范县的车票。这时两位范县老乡诉苦，说等几天了买不到车票回家。以李文祥的性情，二话不说就把车票让给了素不相识的乡亲。可当他自己坐上汽车时，风雨交加，车至莘县走不通了，夫妇俩在车上又冷又饿坐了一夜。从莘县到范县只好步行，背扛行李跋涉18里路，在白衣阁村头第一个遇到了麻五哥。
全村老少见李文祥夫妇突然带着家当回来，惊喜地围上前，问他们走不走了？他说不走了。
此时他离家已21年。出去当兵杳无音信，父亲曾以为大儿子已死在外面。刚解放不久，忽然敲锣打鼓吹喇叭，区武装部把他的立功喜报送上家门，家里从此享受军属待遇。父亲给他去信，他才知道了家里的情况。转业后他探过一次家，这一次却是彻底回乡扎根了。
生产队给了3分自留地、30斤麦子，日子从头开始。
李文祥十分明白，所有的国家干部待遇，瞬间已经全部失去，今后指望种田吃饭了。
下篇
李文祥的人生分为两半——前面15年的从军和转业，如一阵鼓乐的“急急风”；后面50年的回乡务农，如一段音乐的“慢板”。
前一半雄壮火爆，奇异卓著，高潮迭起；后一半平凡淡泊，沉潜缓慢，波澜不惊。前后如同峰谷，前半有多高，后半就有多深；前半有多奇崛，后半就有多沉寂……然而，静难于动，忍难于纵，更加难能可贵是后一半，更显高风亮节是后一半，更见功夫是后一半，更打动人是后一半。人生在强烈反差中达到完整、平衡、高尚、伟大，前半生是英雄，后半生也是英雄。
一把尺子衡量境界的高低
问我们：你活得满足吗？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下乡支农可有许多去向，李文祥唯一选择了河南老家。他明明知道老家很穷。
位于河南省东北角的范县，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正处在黄河故道“豆腐腰”上的它，主要穷在水患，河床滚动无常，涝灾频仍，土虚田瘦人贫。白衣阁乡又坐落在滞洪区内，为了调节分洪长期做着无私奉献。
近4000口人的白衣阁自然村，因村内已湮灭的白衣庙而得名。这个乡政府所在地，人烟稠密，村街井然，也算乡间通衢了。
李文祥回乡的同时，一个战斗模范、特等功臣、少尉军官、18级干部已消于无形。村中老人依稀记得往他家送过立功喜报，但他不提便也淡忘。逢到乡亲问起打仗的事，他避开惨烈血腥只讲点片断。后辈们就只知道了他是一个当兵的，一个老军人。
一切化有为无，这是李文祥重新开辟的一种人生、一种活法。千万人难以放下的，千万人难以做到的，他却自然而然放下了，一心一意做到了，这就是他的纯粹、他的非凡。21年后回故乡的，还是一个像泥土一样天然质朴的大地赤子。其实那个装满奖章奖状的小布包他很珍惜，妻子说留着有啥用？他郑重地说：“这是荣誉。”但他珍藏的方式便是消失。在他看来，能够证明存在价值的，能够体现理想信仰的，不是荣誉，不是地位，而是不断在干，永远在做。这个积极行动的勇者，这个掌握命运的强者，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安，每次选择都义无反顾，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考虑私利，甚至宁肯损失私利，只为遵循一个原则：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37岁的李文祥融入了乡村男性精英之中，一回乡就当民兵连长，不久又当生产队长，满腔热忱地投入了生产建设。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一边是火红的建设激情，一边却是昏黑的居家日子。
老宅不大，容不下突然归来的夫妇。进家头两夜，只得露宿在院子里。父子兄弟分开过，陈宝珍在院角地上摆三块砖头，天天支个小钢精锅烧柴做饭。
直到有一天，父亲把李文祥追到村街上大打出手！
李文祥转业在福建工资不低，那时把钱不当回事。曾把父亲接去生活，并为弟弟安排活计，可父亲和弟弟过不惯都回了家乡。几年间，家人频繁地迢迢来往，钱都抛在了路费和花销上。
现在大儿子回到身边了，父亲以为他还像当干部时一样宽裕，向他要钱不能如数满足，老人恼羞成怒，在大街上当众揪住他的头发，劈头盖脸一顿痛打。李文祥什么个性！什么身手！闪闪身子就能挣脱，但打他的是他亲爹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个民兵连长、生产队长，含着屈辱，任凭一记记老拳抡在头上，任凭一个个耳光扇在脸上，这是他为自己选择不当干部当农民付出的代价！……被乡亲们劝开以后，他回到屋里，泪水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倾泻，胸口憋得肺都要炸了，妻子连忙请医生打了一针才缓过气来。
你后悔当农民了吗？从这时起，人们一直问了他50年。
“后悔啥！革命分工不同，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的口气从来不软。
即使被严酷无奈的农村现实打得头破血流，他也无怨无悔，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军人、保卫干事到一个农民，只要不顾个人得失，就没有落差。回到家乡干革命，是他钟情的选择。他开始了一场隐忍的战斗。
村中北街有座不大的关帝庙，人称老公庙，正堂做了“赤脚医生”诊所，前院是一片荒草空地。李文祥找到大队部要求：我住老公庙吧！乡下人惊骇地说：庙里是住神灵的，凡人哪降得住啊，那草里还有长虫！他说我啥都不怕，我敢住庙。
李文祥天不亮就起来满村去捡砖头；夫妻俩晚上为馒头坊帮工推磨，每天磨50斤面；闲时编稻草辫儿，盘10圈挣一两角钱……三间土屋终于在老公庙前院盖起来了，他们从老家搬迁出来。因为庙址在老8队，那里正盼一个好队长，李文祥转任老8队队长。直至如今，村民仍习惯称北街村这一块为老8队。
那时生产队干部没有任何补助，只是每天出工比社员多记一两个工分。李文祥一天记10分，陈宝珍一天记7分，这两个整劳力长年全勤，年终分红成了余粮户。实行家庭承包土地后，1983年又盖了三间西砖房，90年代还翻盖了堂屋三间砖瓦房。
当然，开始最难的还是27岁的福建女子陈宝珍。冬天她怕冷，在北方严寒中思念沿海侨乡郁郁葱葱的美丽。青黄不接时，连菜窝窝和红薯干都吃不饱。乡亲们听不懂闽南话，笑她“南蛮子”，只好丈夫走哪她跟哪。
“老李，忘了不跟你来了。”她委屈地哭起来。
记者问：当时你哭了，丈夫怎么劝你？
她看看身边的李文祥老人，笑道：“他说，你愿走你就走吧。”
真的如此无情？李文祥老人莞尔一笑，拖长声音说：“她走不了——！”
是啊，李文祥福气真大，眼力真准，找了这个寒冷逼不走、贫穷赶不走、磨难吓不走的福建媳妇，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她敬重他、信赖他、依从他，他的坚定引领着她的顽强，她的乐天补充着他的淡定，他们缺一不可，直至垂垂老矣。
陈宝珍早已融入了白衣阁的百丈红尘。她学会了范县方言，与乡亲们嬉笑怒骂，如鱼得水；她学会了耩麦子、点玉米、打农药；她学会了擀面条、蒸包子、包饺子；她学会了持家，最多时养6头猪，卖了600多元钱盖房；她学会了女红，织的花格床单比如今商店卖得很贵的老粗布还漂亮。因为特别勤劳能干，社员们选举她当了妇女队长，与当生产队长的丈夫一起夫唱妇随……如今77岁的老太太，一骗腿儿就上了三轮车，蹬起来像一阵风。
“现在我啥都会！”她笑靥如花地告诉记者。
李文祥老人疼爱地笑她：“你还会吃呢。”
陈宝珍对闽南话还听得懂，已说不好了。她常想回福建走娘家。1968年表姐去世，她卖一头猪81.60元，零头留给丈夫过年，独自回了一趟梅山镇。此后43年与亲戚失去了联系。今年年初省委卢书记慰问后，她陪丈夫又出了两趟远门，一次是参加春节团拜会，一次是出席报告会。她总共只走出去3次——50年，3次。
黄河岸边这片广袤平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发生过晋楚“城濮之战”、齐魏“孙庞斗智”、五代“刘桥之战”。革命战争年代被称为华北“小延安”，邓小平、刘伯承、杨得志、万里、杨勇、宋任穷、段君毅等在这里指挥战斗，晋冀鲁豫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就在白衣阁村打麦场上召开，段君毅的老家就在村内东街。
在这片土地上，后又担任生产大队长的李文祥，火力点始终对准一个顽固的死敌：“我就不信，改变贫穷比打仗攻山头还难！”
他特别喜欢站在村口敲钟。那是一片挂在树上的旧铁犁铧，却每天发出乡村集结号。抬眼看看天色，该上工了，举起铁棍当当地敲，钟声传遍全村，家家户户都能听到，社员荷锄扛锨从各个院落拥出来，一起走向田野集体劳动。他带领社员们，头年上了孟楼河挖河工地，第二年上了陈楼支渠挖渠工地，饿啃干粮，渴饮凉水，困了就和衣躺在河坡草地上，曾连续奋战40多天没进家。
1966年县里发展水稻，在南方见过种稻的李文祥，主动担任稻改队长，日夜蹲在稻田钻研种植技术。以往亩产小麦三百来斤，种稻第一年就收了千把斤，男女老少捧着白花花的大米欢呼雀跃。只难为了做惯面食的炊妇们，大米干饭常常煮煳了锅。
丰收以后，李文祥坚持先向国家交公粮，再给社员分口粮。结果公粮交足，口粮够吃，不用再买统购粮了。虽然后来水道阻断，水稻只种了四五年，但黄河水改良了土壤，三四百亩盐碱地变成良田，如今小麦亩产可达千斤，群众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李文祥保存了一张1974年的奖状，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他却因三秋种麦贡献突出而获奖。
十年浩劫，乡村也在武斗夺权，附近的陈楼连土枪土炮都用上了。但老8队有李文祥这个主心骨，个别人兴风作浪也闹不起来。李文祥牢记公社武装部长的话：啥也别管，搞你的生产！
一天，社员匆匆来给李文祥报信，让他赶紧跑，造反派做了一块“打倒李文祥”的牌子，准备让他游街示众。他跑到了六七里外的傅亭村妹妹家。过了几天，有人来叫他回去，他说：“叫我回去游街吗？”来人说还让你去管稻子。
闹得最凶时，就在李文祥家附近的操场上，造反派给县长和书记挂黑牌子开批斗会，陪斗的还有许多干部。这时人们已十几天不见李文祥的踪影了。他守在稻田里，困了睡草庵，饿了就和几个社员烧嫩玉米棒子吃。他说：“打敌人咱去，斗自己人咱不去。”稻子抽穗时出了飞虱，幸亏他及时发现组织打农药，才保证了丰收。
现任村主任董明亮，常来李文祥老人家里串门儿，聊聊村中大事，听他出出点子。董明亮特别提到那一眼死而复活的机井。去冬今春，那场特大旱灾袭击中原，麦田浇不上水，眼看要大幅减产。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李文祥，知道村东北角那一眼机井水头最旺，可它已淤死成了废井。老人便自己掏腰包拿出450元钱请人淘井，这眼机井又汩汩地喷出水来，周围的农田再也不愁干旱。
去年患脑血栓以后，老人还常常央求女儿：“你用三轮车驮我去地里呗，让我看看庄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