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背景：为治理城市拥堵，各地都将地铁视为重要解决途径，地铁建设如火如荼，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中国最早运营的北京地铁系统到底存在哪些安全漏洞，为缓解交通拥堵而快速发展地铁交通是否忽视了安全问题，另外，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交通压力，该采取何种科学且符合民意的应对之策？
嘉宾：
张军瑜，知名媒体人，《牛城晚报》首席编辑，1980年出生，青年时事评论者。
刘春龙：新闻专业出身。现任中国工程机械租赁网主编。在凤凰网、天涯、中国网等开有博客专栏，已撰写评论等文章200余篇。现受聘兼任《世界华人周刊》副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并任天涯社会门户特约评论员，中国网专家博客专栏作家，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撰稿人。
主持人：
何起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会商实录：
主持人：2009年，国务院一次性批复22个城市地铁建设规划，总投资近9000亿元，面对新一轮的地铁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曾提醒，要严防追求快工期、盲目攀比和“吃地铁”等不良现象。地铁安全监督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尽管此前广州高中生曾举牌反对地铁翻修，但是类似的决策仍然只能依靠专家学者，对于地铁安全的监督，您觉得应该如何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
张军瑜：在地铁安全监督这样一种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面前，一般公众是不是就该完全缺席？监督最避讳的就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倘若我们完全使用地铁系统的专业人士来监督地铁安全，未必就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公众的参与渠道，不妨考虑从社会上聘请一些既懂专业知识，又非地铁系统的人去监督，同时也似乎该有专门的部门来对地铁这种特殊的公共交通安全设施进行监督和负责。
刘春龙：我觉得真正的民主并非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必须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还有句话叫“真理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在科研项目上尤其如此。对于大型工程的决策，我同意尊重少数专家的意见，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这些专家按良心决策。
至于说对地铁安全的监督，如何让公民有效参与。其实公民的参与热情不用担心，现在公民的参与热情之所以不明显，是因为大家看不到自己参与的实际效果。像不少地方的价格听证会很多市民已经拒绝参与，为什么，因为觉得不去还好，去了改变不了实际的结果，反而还给暗箱操作披上程序合法化、民主化的外衣。每一位公民的监督和意见只要汇聚成比较合适的量，如果真的能对相关责任人产生实际效果，我想公民个人或者相关责任人不会不重视。
主持人：为治理拥堵，北京相继出台了汽车限行、限购等政策，使得不少人加入到挤地铁、乘公交的行列中。发展公共交通以改善交通压力是一种相对环保且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尴尬的是，当前的公共交通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拥堵现象依然严重。对于平衡汽车限行、限购等政策和发展公共交通，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瑜：我们现在对公共交通的发展不是太多，而是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又成了容易忽略的一个方面。而且越是要求快速发展公共交通，也越需要注重安全保障。否则的话，只能是阻滞公共交通发展的速度。
刘春龙：限购私人交通工具并非最佳的治堵举措，总觉得过于捉襟见肘。发展公共交通才是硬道理，不但包括道路、公共交通工具这些硬件设施，还要包括市民素质这样的软件环境，让不闯红灯、走斑马线、各行其道成为所有人的习惯。
主持人：公共交通因为承载的运输任务重，安全性的要求必然会更高，作为一种公益产品，类似地铁这样的交通方式被寄予重托。此前传出北京有关部门正研究高峰期对非持卡乘客实施涨价，以减轻高峰时的压力，请问您怎么看待这项政策，涨价的可行性如何，是否有其价值？特别是对安全性方面。
张军瑜：出行是“硬要求”，如果没有其它渠道来分流这种需求，涨价未必能够阻止公民去选择地铁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出行方式。地铁安全在本质上是质量和人的问题，市场的调节即使起作用，也只能是细枝末节的地位。
刘春龙：地铁是真正服务大众的公共福利工程，不应该走商业化路线。所以涨价导致这项公共福利最终不得人心，用价格杠杆调节客流高峰的做法并不可取。而应该从其他政策入手，比如说改善公交车堵车、没座位难题，鼓励短途客人选择骑自行车等其他多途径，借以缓解地铁高峰的压力。至于安全性方面，我觉得市民只有监督的责任，真正负有重要责任的还是相关管理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