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完的城中村
史各庄村的村民程先生在宅基地上新盖了五层小楼，可供出租的房间达到50间。楼上的房间加上楼下的门面房，一个月的租金收入达到10万元……
在这里，更令人震惊的是村民建房的速度——
最近一年，东半壁店村的主干道深处，一排排新盖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每隔三五步就是一栋新楼房，总共不下200栋，它们中大多是三至五层，更高的有七层，几乎全都用作出租，由于大部分已租满，房屋外墙有的贴着“今日无房”。
记者走进一栋出租房，里面都是按筒子楼设计，单间挨着单间，每间房有一张床，多是布满污点的二手席梦思。房里，不时走出一对对的男女青年。
这些被视为违章建筑的出租房，对于“蚁族”来讲，却是不可多得的栖息地。在近期北京房屋租金经历一番大涨之后，找到便宜的房子甚至成为一种奢求。
下午不到五点，东半壁店的村中街已经“蔓延”到村外的一片工地边上，等着迎接六点多的下班高峰期。各色小吃摊杂乱无序，多无营业执照，尽管工地边上尘土飞扬，小吃街的生意依然火爆。购买彩票的人们在站点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史各庄租住了近7个月的孙竹久对记者抱怨道：“这里根本没有治安。”他称，这附近经常有打架事件发生。
尽管如此，无论租客还是房东，都不希望拆迁的到来。
小牛坊村村民王岩告诉记者，2000年他自建了两栋两层小楼房。“租客都是大学生，我家房子还算新，一间能租到600元钱。”王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租金，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元。51岁的王岩打小就在村里生活，“谁愿拆呀？我们谁都不想拆迁。现在还能挣房租，要真的拆迁了怎么办？我们没有地，吃什么呀！”
史各庄村的村民程先生一家从2010年扩建房屋后过上了安逸的日子。他家在宅基地上新盖了五层小楼，可供出租的房间达到50间。“楼上的房间加上楼下的门面房，我们一个月的租金有10万元。”程先生透露。
记者看到，在程先生家门口的岔路口，电线杆上的线已是密密麻麻。他家隔壁的一位村民竟爬上屋顶，用铁钳剪断一根电线。电线瞬时掉落下来，在半空中荡来荡去，快要打在行人的头顶……
有专家表示，一个个“新唐家岭”的形成，是利益驱动产生的必然结果。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在动员拆迁和搬家时，明确房东的补偿标准和租客的安置办法。比如，拿出一部分公共租赁房，以较低租金租给这些“蚁族”，并且制定相应的担保或押金机制。只有合理引导才能妥善解决大规模搬迁带来的后续影响。
“一个城中村拆除了，新的城中村必然会在更远的地方形成，导致政府永远有拆不完的城中村。这个问题必须统筹规划来解决。不能只考虑原住民的利益。要妥善处理这些已在城市生活多年，收入较低的群体的居住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严金明认为，面对这种外来人口等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需求，之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但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并慢慢完善这个体系，并已提出加大公租房的建设力度。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种类似的城乡接合部还有很多，政府需要从土地规划以及城市规划方面进行统筹考虑，要求村民按照统一规划来建设。 本报记者 冯蕾 李慧 通讯员 谢育晶
我说几句
适当控制新的流动人口
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唐家岭的“蚁族”中有中关村科技人员，还有很多单位的白领，他们都来自于外地，整体素质很高。但聚集的速度太快，推动产生了“大城市病”。今后，北京应在善待现有流动人员的基础上，适当控制新的流动人口涌入的速度。
就业质量问题值得关注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蚁族”是我国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自然表现，其存在有客观必然性。毕业大学生长期收入低，折射出各高校片面追求“就业率”之后掩盖的就业质量问题。大学毕业生还不完全适应大城市对高层次人才的岗位需求，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值得深思。
大城市需要产业转移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在管理外来人口的政策都是各个部门自己制定实施的，比如住建办管理群租，民防办清理地下室，这些实际上不利于人口的科学调控。现在大城市应该适当进行产业转移，一方面优化自身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小城市加快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让大学毕业生有更多选择空间。
还需加快公租房建设
文林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教授)：当前更需要政府大规模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可以同时进行排队、摇号、轮候等安排，让这些在城市打拼多年的低收入人群充满期待。只有这样，才能既解决低端人群的住房问题,又解决了城中村层出不穷的老大难问题。(谢育晶整理)
民生观察
“大城市梦”与“大城市病”
李 慧
一个唐家岭消失了，新的唐家岭又出现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拆迁的脚步在加快，“城中村”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然而，“村”可以很快拆除，“人”却不会很快消失。目前，仅北京昌平地区“蚁族”就有15万人以上，他们频繁地在各个“城中村”中流动。一项统计显示，全国“蚁族”人数已超过100万。“蚁族”不仅会存在，而且会“坚强”地存在。
最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智联招聘”通过对全国19163名2011年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2011年应届毕业生十大期望就业城市中，北京以26.1%的比例遥遥领先：一边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拼命挤进大城市；另一边大城市已不堪重负，城市生活有太多艰辛与无奈——狭小拥挤的居住空间、无序杂乱的城中村镇、拥堵不堪的公共交通。
“蚁族”现象，不只是住房问题与就业问题，更拆射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不少“蚁族”在回答原因时都会说到“机会”二字，宁在大城市“喝汤”，也不去小地方“吃肉”，这说明什么？一直以来，国家提倡高校毕业生去基层就业，去西部就业，但实际效果并不尽人意。除了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缺乏让大学生长期留在基层的体制机制——激励机制不健全，岗位进升空间有限，职称评定缺乏相关的配套政策。
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23倍，如果加上各种福利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差距达到6倍。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差距还表现在一线与二三线城市之间——2010年，银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73元，宜昌14282元；而与此同时，广东达到23897.8元，北京市更是达到29073元。
尽管现在的“蚁族”收入微薄，但追求较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无疑是他们的理想。这也提醒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加速小城镇建设步伐，着力缩小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差距，促进二、三线城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为更多大学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那时，也许无需号召，“蚁族”就会选择离开大城市，才能从根本上让大学毕业生愿意在基层创业、就业，才能真正实现大学毕业生的有效分流。
所以，这就需要政府着力缩小城乡差距。除了要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各区域、各城市更要找准定位，科学有序地推进产业转移。一方面优化大城市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中小城快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蚁族”现象也引发了更多思考：尽管大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但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也引发了种种“大城市病”——拥堵的交通，拆不完的城中村……一个城市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城市的扩张如何让更多中低收入者获益？如何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招生、专业设置、留地户口的改革问题？如何让保障性住房政策惠及这些“夹心层”？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蚁族”切实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一一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