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雪花秘扇》，让“老同”一词映入大众眼帘；
不少人直观地将其理解为“女同性恋”，业内人士却着急地强调：“老同”非“女同”！
其中的界线，是否真正明晰？内里的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能评说？
无论如何，“女同”已大大方方地成为热点谈资；
这个群体，自古便有记载；
她们比“男同”更为低调、隐秘，更有历史渊源……
现代中国“女同”真正走入大众视野，大概是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始。会上，“性权利”问题被提出并引发激烈讨论，之后，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开始变得活跃。有人把这次大会称为“分水岭”，中国“女同”由此开始引起国际关注。
●“女同”题材作品有“井喷”之势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浪漫主义作品，都有大量女同性恋形象出现。各种描写逐渐从旧时的模糊隐晦，过渡到大胆直白。
五四时期至今，从庐隐的《丽石的日记》、丁玲的《暑假中》、王安忆的《弟兄们》，到陈染的《破开》及林白的《瓶中之水》等，同性恋题材小说经历了从内容到思想内涵上的变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林白、陈染，她们受西方同性恋女性主义观点的影响，以“超性别意识”的观念，大胆地书写女同性恋题材的小说。
在《暑假中》，有同性间惺惺相惜的描述，也有肌肤之亲的大胆描绘。文中有这样的情景：两个年青女教师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地接起吻来”……
这些女作家大多把女性同性恋摆在不为社会所容的位置上，并把其最终失败当作女性的一种人生痛苦来表现。
新世纪反映女同性恋的影视作品也不少，且颇具影响。承接1997年出品的台湾电影《美丽在唱歌》和香港电影《自梳》的成功，2003年内地导演李玉拍的《今年夏天》备受关注，此外，还有《蓝色大门》、《蝴蝶》、《孤恋花》、《植物学家的女儿》、《刺青》、《花吃了那女孩》、《得闲炒饭》等，其中不少甚至获得“金马奖”之类权威大奖的鼓励。《今年夏天》的两位主演潘仪和石头，还借影片上映，公开她们是一对女性同性恋的事实。
●现实比文学作品“精彩”
无论是因为《雪花秘扇》这类影视作品，还是吕丽萍等名人关于同性恋言论引发一系列争论的缘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大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已有极大转变。某校园网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讨论“男同”与“女同”的被接受程度，发现人们对“女同”的认同远超过“男同”，理由倒有点无厘头：“听起来没那么恶心。”
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不再那么排斥这种“另类”情感。2004年，我国官方首次公布了一组数据：男同性恋人群约为500-1000万人。但官方没有公布女同性恋的人数。我国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张北川教授估计，女同性恋人数应该也在1000万左右。而在这近千万的人数中，城市中的“女同”占了很大一部分。
另一位专家李银河针对现实中的同性恋有过很多著述。她曾比较过“女同”和“男同”的交友方式，认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愿意到公共场所去找伴侣，而较多在朋友、熟人中寻觅；她们同伴侣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的投入更多。相对于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更容易让朋友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也多数仅限于告诉最亲近的朋友。不过近年来已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女同性恋者，敢于“出柜”(公开性取向)，甚至与女友公开举行“婚礼”。
网上还流传着一句话：“行行出拉拉。”这里的“拉拉”便指女同性恋者。某网站“同性板块”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教育培训类、广告传媒类、国企机关类、艺术类及IT、设计等行业，女同性恋者占的比例较大。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科主任徐兰接受采访时说：“从我们接触的‘女同’来看，人群结构很复杂，有高层人士，工薪阶层，也有打工妹。但高学历女性更多，占三分之二左右，依次为研究生、公务员、本科生、企业高管等。”也就是说，高学历者中更多女同性恋。徐兰认为，那是因为高学历或社会高层次女性，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多一些，她们会更多地尝试新奇、刺激的生活方式。同时，这些高学历女性，本来就接触外界范围广、渠道多，易找到高层次的同性伴侣，而且认为“当拉拉很时尚”。
●专业人士看法：她们就像左撇子一样，很正常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的一份问卷数据指出，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最早在14岁，最晚在29岁。她认为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身份感知、身份困惑以及身份接受的过程。她的态度是，同性恋者“是正常人，他们就像左撇子一样，很正常，对他们要宽容”。
大多数关注同性恋或者做性研究的心理专家与学者，也都认同李银河这一观点。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柯倩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普通人其实都处于一种“性身份的流动”中，只是并没有意识到。她赞同更多人去实践并认知自己，“与其压抑到精神衰弱，再去看医生，不如勇敢地尝试探索自身感受，真诚面对，哪种感情都是真的。”
记者：你所了解的女同性恋者，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
柯倩婷：她们更多人会选择低调，这是“女同”比“男同”更神秘的原因之一。因为女性本身的弱势特征，她们甚至选择婚姻的机会更多，这样更稳定并有所依赖。所以“女同”群体中，“T”较多，“P”较少。因为“P”比较不那么抗拒异性，很多最后选择了婚姻。那些已经公开“出柜”的，大部分都是“女同”群体中的干事或者是热心的志愿者。她们多数都经历过挣扎，明确了自己的选择，有能力又有自由职业，而且都善于表达自己，能够很坦然与身边人相处。此外，她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征，我认识的大多数“女同”价值观都很主流，很好相处，也很积极上进。
记者：你所认识的女同性恋公开者是否很多？
柯倩婷：不多。很多人选择不公开，主要还是担心社会舆论。就算没有明文规定，但很多事业单位或者国企，仍然会有不成文规定，如果公开这样的性取向，她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被开除。所以我说公开身份的人多数有能力又有自由职业。比如一个做外语培训工作的老师他她(化名)，她的工作能力很强，不会担心公开身份被工作单位以各种理由开除，能够“东家不打，打西家”。
但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NGO论坛吸引了大批国外女同性恋活动家的讨论，中国在近十几年里，女同性恋群体及相关活动的发展速度，已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现在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圈子”，她们明白被公开是必然的。
记者：是否因为环境的包容让她们更公开了？
柯倩婷：我并不觉得环境更加开放或者有包容性了。中国虽然没有像外国那样喊打喊杀，但普遍的态度是沉默，只是“知道有这群人”，但“不管”。这对这个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她们仍然被迫面对几大问题：1、公开身份有危险，比如失去工作机会；2、有被迫进入婚姻的压力；3、有普遍的眼神歧视；4、没有基本的婚姻保证。不过相较以前，环境已在不断改变，比如2000年前讨论同性恋，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但现在人们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有了更大可见度；媒体的报道更偏向公正，而非猎奇；相关的华人组织已跟国际接轨，并相互间建立很多联盟组织等。只是在享受社会权利等问题上，还未完全“松动”。
记者：同性婚姻，对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是否同样重要？
柯倩婷：在中国，结婚这件事可总结为三大功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跟父母有所交待；相互间关系有了基本保障，比如共同承担责任、有继承权、手术前的签署权等。这些对同性恋者来说也一样重要，起码在伦理传统中尤其有被承认的需要，所以不论男女，他们都会强烈争取婚姻的权利。但目前来讲，很多同性恋者都不会考虑结婚。因为同性恋中关系稳定的本来就少，也都知道结婚的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