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侵害女性需要更多鼓励作出反应
就本次网络上流传的照片，马姝说，“照片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即便最后证明是真的，其中的女乘客可能也属于比较特别的个体。”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性骚扰的受害者确以女性居多，部分女性也在受侵害时选择保持沉默，但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可能与其个性软弱有关；也可能与她所持有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关，担心伸张后会名节受损、遭人嗤笑；还可能与缺乏应对知识有关……”但她同时表示，“与别的城市相比，上海女性相对更强势，在受侵害时一般不会太软弱，照片中受到侵害但没有任何反应的女乘客，可能需要更多的鼓励。”
受害者可及时向司机及周围人群求助
在应对“咸猪手”问题上，马姝的态度很明确，“设立女乘客专用的‘粉红车厢’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受害者越软弱、越沉默，‘咸猪手’就越放肆、越猖狂。”她认为，虽然在遭到侵犯时，被侵犯方应以“保全生命安全”为首要原则，但由于“咸猪手”不同于抢劫等恶性刑事罪犯，一般不会出现危及被侵犯方生命的举动，因此“被侵犯方一定要尝试着和‘咸猪手’斗争。”
而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奕斐博士看来，因为“取证难”、“界定身体接触是否故意难”等原因，目前寄希望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咸猪手”问题还有一定难度，因此女性应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尽管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其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文化压力’(即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产生的精神压力)，但女性仍应学会如何勇敢地说‘不’；其次，应迅速远离骚扰方，哪怕提前下车，或是在车厢内换个位置；如果发现‘咸猪手’对自己紧跟不舍，则应及时向司机及周围人群求助。”她还提到，除了女性加强自我防范外，还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如果某辆公交车上经常出现‘咸猪手’，司机可以向乘客提个醒。”
涉及权力的性骚扰更严重
专家建议给受害者搭建站出来说话的平台 事实上，在沈奕斐看来，将“咸猪手”视作“性骚扰”的一种，属于“性骚扰这一概念泛化的结果”——换言之，真正的性骚扰，远比公车“咸猪手”这一基本靠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要严重。
“真正产生比较大的危害，而且很难逃避的性骚扰行为，其中往往存在着‘权力关系’，比如，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上级与下属之间。”她说，“因为牵涉到利益，性骚扰方是强势方，而弱势的被骚扰方如果拒绝，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在工作中被刁难、分配不到应有的资源等。这种情况下，被骚扰方往往出于‘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想法，对骚扰行为保持缄默，也很难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
应对此类性骚扰，目前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做法是希望被骚扰方能够“留下性骚扰的证据和自己明确拒绝的证据，再交由专门的机构仲裁。”沈奕斐提到曾发生在一家台湾公司的个案，其中女下属用手机录音记录了男上司要和自己“做朋友”的要求，以及自己明确拒绝的话语。尽管这是唯一的证据，但最终台湾公司相关部门组建的专家团通过对当事人的询问以及当面对质，还原了事情经过，认定男上司性骚扰成立，对其进行了开除处理。同时，为了支援被骚扰方，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还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比如，在台湾地区的企业里，设有专人负责处理性骚扰投诉，一般是人力资源部专员，甚至部门经理。如果遇到企业在处理投诉时不作为，受害者还可以直接上法院告企业。”
据沈奕斐介绍，这套对性骚扰清晰的界定和处理模式，目前在内地很多城市中还没有完全建立。“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内地职场女性在遭遇侵害后，一旦声张，尽管身为被害方，却依旧要承担部分‘性污名’，即被周边舆论质疑是其自身作风不端正等，而强势的骚扰方却常会得到舆论的宽恕，无需为此付出足够的代价。”她说，“调查还表明，承担了巨大压力的女性，此后的就业也不很顺利。”沈奕斐建议，可以多学习一些好的做法，结合各个城市的实际制定操作细则，其核心理念就是，要想办法尽快给受害者搭建一个能站出来说话的平台。(记者 叶松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