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可以进城提干 他却选择留在乡村
1954年，郭老在朝鲜和东北经过多次手术和治疗后，回到我省残疾军人教养院休养。1956年11月，他基本康复回到家乡白沙村。
郭社立和附近居民这两年才知道，当年负伤后，郭春年差点成了“活死人”。
原来，1953年7月受重伤后，郭老所在团在战后清理战场时一直找不到他，郭老被兄弟部队发现后火速转到后方医院，随即和团部失去联系。598团随后向白沙村村委邮寄了郭春年英勇牺牲的“烈士证明”。当时碰巧郭老的大哥新婚，村干部害怕郭春年的老母和家人受不了，暂时把证明压下来了。
直到1954年郭老回到河南，村里还没敢把阵亡通知告诉郭家。幸好这时郭春年回来了。
今年80岁的李铁梁是郭老在598团的老战友，和他也是同乡。李铁梁介绍，郭春年回到白沙村后，当时县里认为他条件很好，又是战斗英雄和党员，按照政策想安排他到县政府当干部。虽然郭负过重伤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但仍可在政府从事行政工作。谁也没想到，郭春年思考了一天后，坚决婉拒了，执意要回白沙村劳动。
“我们每次听俺妈说起这事，都非常不理解。想不通俺爸为啥要丢掉这么好的机会。”郭社立说。
郭老家教很严，子女年轻时不敢在他面前提这事。即使妻子在世时说起，他总是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先进，这些机会应该先尽着别的同志，不能去争抢。”听父亲每次这么说时，子女们都是不理解，或认为他在打官腔，或认为父亲死脑筋、“一根筋”。至于他为什么一直这么“一根筋”，子女们从来也不敢问。
几十年来，家人和不少邻居都有些不理解：郭春年为啥总是这么“一根筋”？为啥对自家人这么不近人情？
国家上世纪50年代给他发放的抚恤金，最初是每月34元。改革开放后，逐渐增加到每月100元、200元……到目前是每月1800元。郭春年说，他丧失了劳动能力，这50多年来，他觉得都是自己给国家添麻烦。因此，每当面临迁户口、上大学、进城工作的好机会时，他总是觉得自己得到的已经不少了，不想再给国家添麻烦，更不想和更困难的乡亲争抢机会。
明明能帮孩子们上大学或进城工作，他却不管不问
55年前的一次选择，让郭春年从此一辈子默默生活在农村。而让他的家人至今仍不太理解的，不仅仅是这一次选择。
在44岁的郭社立心里，有道26年仍没迈过去的坎。郭社立说，1985年，18岁的他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录取率甚至不到25%。郭当年成绩已经算不错了，离大专分数线仅仅差2分。
而按照那时的国家政策，伤残军人、立功军人家属高考可以加5分，这属于正常的加分，而郭家的情况恰好符合这一要求。郭社立满心期待着，父亲拿着证明找有关部门一申请，自己顺理成章可以上大学了，而且这压根儿不算走后门。
谁也没想到，妻子柴冬菊反复和郭春年商量这事后，郭春年死活就是不肯：“他自己能考上就去上，考不上拉倒。”一家人都不理解老头儿为何这么死犟。柴冬菊动员亲戚做郭春年的工作，还是做不通。因为这，柴冬菊硬是和丈夫生了4个月的气。
“我到现在都不理解，一想起来，还是很生气。”郭社立说，本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在26年前改变的。可就是因为父亲的“一根筋”，自己20多年来只能苦守在农村，靠种地、打零工糊口。
村民李来运介绍，不仅仅是老三郭社立，郭春年的5个子女，因为老郭的怪脾气，几乎人人心里都有道疤痕。
1986年，国家出台政策，对一等残疾军人，允许家属进行户口农转非，政府还可以为家属在城镇安排工作。当时，郭春年的妻子、三儿子、四儿子都符合条件。但郭春年只是将妻子的户口申请为农转非，两个儿子正值找工作的时候，老人却死活不愿给儿子申请。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村里不时会有城镇企业来招工的指标。家里4个儿子，条件都符合，郭老却从没推荐过一个，还专门向村委表态：他家的儿子，一个也不要推荐，机会先让给困难的家庭。而村里和他不沾亲带故的青年，郭春年却跑前跑后推荐了10多人进城，到国有企业和机关里工作。(记者 吴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