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傍晚,在云南省肾病医院候诊大厅,刚做完血液透析的朱万飞拖着疲惫的身躯从电梯里走出来,他满面愁容地对记者说:“我真的太难了,谁能帮帮我。”
朱万飞是沾益县炎方乡法洒村村民。2006年,刚满22岁的他带着美好的愿望来到昆明,在一个印刷厂找到了工作。打工5年,他的工资从每月1000多元涨到了2500元,除生活必需的开支外,他把其余的都钱寄回家。小朱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和一个弟弟,全家人只靠耕种十多亩地维持基本生活。靠着朱万飞打工挣来的钱,2009年家里盖起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平房。刚从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搬进新居的一家人,眼看好日子快来了,不料在今年6月,一个噩耗突然传来,朱万飞被诊断为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尿毒症)。
6月底,朱万飞辞去工作,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一天的医疗费近2000元,据了解,要治好他的病需要换肾,换肾所需的昂贵药费及治疗费是他不能承受的。之后朱万飞来到石家庄肾病医院,院方说治好他的病可以不用换肾,但医药费也同样很高,此时朱万飞所带的钱已经用完,他只有回昆明接受治疗。
朱万飞焦急地说:“9月18日,我父亲带着为我筹集的医药费来到昆明,帮我交了在昆治疗的部分费用后,带着弟弟准备回沾益。谁知在昆明火车站遇到了一些招工的人,听说能有地方可以挣钱,父亲迫不及待地交了100元中介费跟着人家去了,到现在(9月29日)也音讯全无。常看到报上有些人把人骗到黑煤窑打工,也不知道我父亲是不是被拐走了。”朱万飞抹去脸上的泪接着说:“现在为了治我的病,家里已经支出近10万元的费用,其中有六七万元是向亲友们借的,母亲腿脚不方便,弟弟认不清路,我每周必须透析两次,天天都要吃药,无法寻找父亲。父亲已经60多岁了,还要去打工挣钱为我治病,我真的很担心父亲的安危。”
更让朱万飞焦心的是,当初自己在外打工,单位没有为他办理社保,生病离开工厂后就没有了经济收入,加之父亲认为他已在外面打工,没有帮他办理新农合,“石家庄肾病医院的医生说我的病可以治好,可这么多的医疗费到哪里去找啊?”
天色已晚,朱万飞叹了口气,拿着一瓶矿泉水和两个面包,缓缓地走出医院,朝着公交站台走去,他还要换乘一趟车才能到达世纪城金刚村亲戚家休息。(记者 栗静敏 王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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