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应该承担监护缺失责任
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溺亡，网上盛传渔民“见死不救”，再次引发社会对见死不救立法的讨论。经过“小悦悦事件”，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又一次被提起。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朱永平律师认为，“见死不救”应纳入《治安处罚法》。“如果能用法律指引道德，说不定我们的道德不会倒退这么厉害。”据悉，广东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将对“见死不救”的行为进行可行性讨论，推动立法。
网友“不败的丁叮”说：“早几年俺就曾大声疾呼要弘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现在社会风气已经沦落到见死不救！立法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要惩罚见死不救者。”
更多的人则是对立法惩罚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法律的问题，不能用道德解决，再说法律该怎么界定“见死”和“不救”？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认为，路人没有施救属于道德上应该谴责的范畴。以公权力通过立法介入道德领域，有可能会侵犯到公民私权。
广东多家网媒近日就“是否应该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做民调，结果显示网民大都不赞成。网民认为，路人见死不救让人心寒，但救人却不是路人的义务。该拷问的是这个社会为何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也该谴责那些忘恩负义倒打一耙的被救者，还有糊涂乱判的法官们。
还有网友说，小悦悦的父母值得同情，但恐怕也要承担监护缺失的责任。许多国家未成年人发生事故，父母如果没有尽到监护义务，一般会被追究“疏于照顾”的法律责任，但中国这方面的法律存在很大的空白，这也是法律需要深刻检讨的。
建议立法保护见义勇为的人
重建社会道德伦理，重拾丢失的良知和人性，不是靠立法就能解决的。只有在全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的精神，完善相关法律，让人敢去救人，更多的人就会去救。不少专家和网民都表示出这样的见解。
谈方认为，有必要用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但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要守法和执法。彭宇案等类似案件都可以看出司法不公正的影子，其传递出的信号是致命的。当做好人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反而会惹祸上身时，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因此害怕被“讹上”，敢做好事的人就会变少。我国现有法律中，本来就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等条款。要对恶人追究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使其不敢再诬陷、敲诈好人，做好人的风险也就变小了。
有网友的话很实在：“救人，我要的不是奖励，而是安全，没奖励我接受，但救人还要赔偿巨款，这一点打死都不接受，这样的蠢事谁爱干谁去干。”
深圳大学教授赵明昕的话很到位。要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者，更要立法保护见义勇为者。法律明确，风险合理分摊，以及强大的民间组织支撑等等，让助人者没有后顾之忧，此时助人才能为乐。
避免助人者成被告，深圳、上海等地已经有所行动。据悉，深圳市法制办已将《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列入201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目前正在调研起草该条例，主要内容是助人行为社会鼓励制度、助人者受帮助制度、助人行为免责制度和助人行为免予起诉制度。
另据报道，《上海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草案建议稿)将于10月底前完成。条例将会明确表彰、奖励标准；明确医院对见义勇为者的受伤、抢救、垫资义务；明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明确见义勇为者的就业、住房、入学、晋级、入沪的优先权；明确见义勇为者的职业保障权等。(记者 于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