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健康受损就是很严重的代价”
安徽省某县级市发改委的刘飞(化名)告诉记者，影响当地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是工业污染的排放物，包括纸厂、木器加工厂、活性炭生产厂等。当地虽然有环保准入制度，但一些老企业即使达不到标准，也不能停产，只能督促改进。
“现在治理污染的最大困难，就是与经济发展的思路相悖。”刘飞直言，不少官员在公众场合强调要重视环境，但内心还是更重视GDP、工业增加值，“光保护环境了，经济上不去，政绩上不去，怎么在官场上混？”
在工作中，刘飞经常接触一些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他发现，这些数据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有时还会起负面作用。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见到一些地方环境特别好，可能就不愿意来，因为知道这些地方可能要求比较严，环评通不过。
调查中，对于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85.3%的人直指“某些地方政府GDP至上，工业污染严重”。对于治理空气污染，69.4%的人建议“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环境空气问题”；63.9%的人希望“公布更精确的监测数据”；60.0%的人建议“对社会生产进行动态调控，调节污染源总量”；55.3%的人表示“各地不能各自为战，应统筹考虑、联手防治”。
李波认为，政府对污染企业一定要加强监控力度，弄清楚企业排放气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不能总以经济发展的理由让大家忍着。事实上，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代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GDP了。
他介绍，在日本，老百姓可以去市政厅申请一种一次性简易试剂，用来检测家里或周边某些物质含量是否超标。市政厅让公众检测出于两个目的：一是让公众亲自参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二是公众可以监督周边企业，对企业形成压力。
对于空气污染，普通人能做些什么？54.1%的人表示，“出门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32.1%的人选择“不开车”；38.1%的人“关注空气质量监测情况”；29.0%的人“掌握雾霾天防护知识并向身边人宣传”。
面对雾霾天气，不少人已在采取自我防护措施。63.2%的人表示会“减少外出”，51.5%的人“关闭门窗”，39.2%的人“出门戴口罩”；21.9%的人会“购买空气净化器”。
李波前两天经过鸟巢，看到在大雾天气里，还有不少学生在晨跑。有的学生跑累了就靠在树上大喘气。这让他很担忧：孩子的健康会不会受影响？
针对雾霾天气，袁志彬认为，应该建立起专门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比如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或四级以上污染水平时，室外体育课等露天活动必须取消；对在空气污染环境中工作的岗位提供补贴；同时通过媒体发布公告，建议人们尽量减少外出。
“应该建立一些预警机制，公众的健康受损就是很严重的社会代价。”李波建议，教育部要考虑改变孩子的锻炼方式，以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卫生部门也应该出台相应标准，比如在什么样的天气不适宜做哪类运动，还应该编制一些手册，指导公众在特殊天气应注意什么。
调查中，55.6%的人希望建立雾霾指数预报和预警机制；44.7%的人希望，有关机构加强指导工作，帮助民众抵御雾霾伤害。本报记者 黄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