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粉仔”的故事
伍安国，就曾是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白粉仔”。
他沾上毒品始于2000年，那时，伍安国在镇上一家企业负责陶瓷设备采购，生意场上看到有朋友在吸毒，好奇之下也开始“猎鲜”。“第一次吸的是摇头丸，第一口，吐得不行……两次三次就上瘾了。”他回忆，“那种感觉很奇妙，浑身都是劲，有时候能看到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就跪在我对面，特别巨大。”
慢慢地，他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摇头丸、冰毒……各种毒品都尝试过。“听家人说，有一次吸到昏死，还被送到医院抢救。”他告诉记者，也曾试着在医院、自愿戒毒所戒过好几次毒，还数次被送去劳教。“但是出来之后，又是老路子”。
“为什么想再吸？”
“其实每个吸粉的，问想不想戒？都想。我以前也挺上进的，但是吸了毒就什么都不想了。只要今天有的吃，明天没钱明天再说，工作、家人，都不在乎，蛮扭曲的。”尽管伍安国讨厌自己这个样子，但他承认，更令他烦恼的是，戒毒出来后，立即会被社会上的歧视和不信任包围。
“回到社会上，别人知道你吸过毒，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有时候觉得很烦。伤心、绝望的时候，就又回忆起那种感觉了。”伍安国顿了顿，说“可能也是一种逃避吧。”
伍安国还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心里的疤痕。他2005年戒过一次毒后，曾找了份替人收款的工作，“我的工作能力不比别人差，但别人收到款后两天内上交就行，换作我，半天就会接到老板的电话，说要急用钱，让我先打款来。”说到这里，始终表现大方的伍安国把头一低，说：“其实我知道，老板是不相信我。”
2010年1月，他意识到，自己生理“脱毒”后需要一个心理缓冲站。于是，他跟家人一商量，来到这里“安家”。
“大家住得像学生宿舍一样，还能定期外出探望家人，回来后尿检合格就行了。”向往平等社区生活的他，很满意这个“小社会”。
从这里走向社会
在三水戒毒康复所，康复人员还可以在车间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全额收获劳动报酬；可以经过“竞争上岗”，获得所里提供的园艺绿化、食堂服务、生产管理、卫生保洁等固定岗位；还可以自主承包土地种田，承包网吧、超市、美发室、小炒店、夜宵档，月平均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
曾经当过兵、在报社搞过发行工作的伍安国，年龄不大，读书不少，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去年8月，有点电脑技术的他，决定承包这里的迷你网吧。除了当“小老板”外，他还“身兼三职”——小社区里的图书馆管理员、广播站广播员和《康复小报》的编辑，每月网吧收入加上所里发的工资和地方政府补贴，能拿到2000多元。
“夏天的时候生意好，有空调嘛，舒服。平时钱不算多，自己吃饭足够了。”他悄悄告诉记者，“最主要是能看书。”
这个网吧兼图书馆，的确是伍安国的乐土。“知识就是力量”的大红字贴在墙头，《读者》、《青年文摘》、《杜拉拉升职记》、《全球通史》……各种杂志和社科类图书摆满了6个大书架。“以前下了班，就是看电视、打牌，看上去很炫，其实没什么意思。现在每天生活都很规律，早起放广播，白天看书、管书，晚上料理网吧，很琐碎，但也蛮有意思。”
伍安国给记者展示了他挂在胸前的证件照，“来的时候我105斤，现在胖了30斤。”他不好意思地说，“以后可能要减肥了。”
在他的朋友中，大家都不甘心当“废人”。徐婧姐当上了生产车间的主管，是个组装自动麻将机的好手；郑老伯承包了所里的10亩田地，成了“农场主”和“鸡司令”，是每月收入4300元的“创收状元”；陈长叔在食堂当“大厨”，运用以前开过大排档的经验，把饭菜准备得有滋有味……孔文忠所长告诉记者，4年多来，康复人员中累计有800多人，将32万多元的劳动收入寄回了家。
还有人在这里收获了爱情。
记者了解到，4年来，共有22名康复人员在这个所里相识、相爱，6对夫妻安下了“小家”。在他们居住的两室一厅里，记者看到大红“福”字贴满墙梢，有的夫妻养起了热带鱼，有的夫妻在沙发上摆着公仔，有的夫妻正酝酿要个孩子。
然而，也有人担心，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康复人员会不会流连忘返？
“这里不是他们的避风港，而是走向更大舞台的中途站。”孔文忠所长告诉记者，为康复人员拓宽社会就业渠道，一直是所里的工作重点。所里为康复人员开辟了“就业直通车”，推荐表现好的康复人员到外面的企业就业，还定期组织他们到人才市场和企业，应聘面试。
伍安国说，“等我2012年7月承包合同到期了，就到外面去，开个小书店。”他说，“卖书、租书，估计挣不了多少钱，但至少能自食其力。你们可能觉得很平常，但对我来说，是一种进步吧。”
此时，与胸前照片上形同枯槁的人相比，伍安国恍若重生。(文中吸毒康复人员均为化名)记者 王梦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