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
“我的风格是，大概认准了，就不顾一切。”31岁的司占杰语速飞快，习惯性地双手比划着。
在大学里，他读的是经济法。毕业那一年，同学们有条不紊地流入各个体制内单位，最普遍的选择是进国有银行，也有人继续读研。他却投身一家名为“国际专家扶贫组织”的公益机构，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农村里搞扶贫工作。
“我们都用美特斯邦威的广告词评价他——不走寻常路。”司占杰的大学室友牛正勇至今记得，同学们对司占杰的选择“非常吃惊”，一位教授还忍不住评价：“我们云大出了一个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的北李左村。毕业后头一年春节返乡，大年初一早上8点过，7个叔叔陆续来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们把侄子的工作性质询问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闲话家常马上演变成“批斗会”。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断。
其他叔叔依次批判：“法官各个社会都有，你这个工作，以前我没听说过。”“扶贫有什么意思？跟法律没关系的。”“你的才华应该去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嘛。”
末了，三叔强调更实际的：“你这么好的背景，怎么不去政府单位，你去考公务员呀！”
在老家，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以标准分769分夺得通许县的文科头名，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为之一振。
在乡中当老师、教过司占杰物理的四叔最高兴，特意花钱租来一部投影仪，在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会后，还办了一场酒会。几杯酒下肚，不善言辞的父亲对儿子嘱咐了一句：“好好学习，以后多挣点钱。”
奔赴昆明求学之初，年轻人有着与父亲同样的憧憬。他了解到在昆明，律师“一年挣二三十万没有问题”。春节回家，他就拍着胸脯对父母保证：“以后给你们在滇池旁买个小别墅，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菜呢！”
可渐渐的，司占杰一边奋力拼搏往前，一边却发现心里总回响着另一种声音：“我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着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开始苦苦地进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后，他和寝室里的哥们儿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大三时，他一个人跑到那个孩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支助乡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渐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一个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体的途径，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中国发展简报》，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
“啊，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司占杰突然意识到，就业，除了“当官”与“做生意”之外，还有民间组织这个“第三条道路”。他内心喜悦，自认为自己的选择可称之为“一份伟大的事业”。
但在老家那个两千口人的村子里，父母却嫌他“丢人”，一时没好意思告诉亲戚邻里，这个儿子毕业后“又跑到山沟里去了”。
大年初一的“批斗会”后，四叔当晚气得没法入睡，愣是把侄子拉起来训了一夜。在四叔眼里，这个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侄子走上了歪门邪道，“变傻子了”。
除了强调自己的“热爱”和工作的“意义”外，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再怎样辩驳。春节过后，他心情灰暗地返回昆明。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转至另一家公益机构，确立了更具体的方向——让被社会遗忘的麻风病康复者活得更有尊严。
可爱情之于他，一直显得遥不可及。“我要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我知道可以理解这条路的人很少，愿意一起走的人，就更是碰不见了，直到我女朋友，她很精彩地出现了。”
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他做什么工作的？”电话里听说田星谈了对象，母亲急着询问。
“帮助麻风病康复者的。”
“那钱从哪儿来？”
“要自己筹款。”
简单的几个信息，母亲就心里有数了。她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我告诉你，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今年3月初，父母突然来电通知田星——他们坐上来北京的火车了。不久，老两口就在女儿办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还让她搬去同住。“他们是来看着我了。”田星无奈。
5月中旬，察觉到“情况紧张”，司占杰飞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热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刚开始吃饭，母亲就忍不住发话了：“经济上你到底怎么想的？”司占杰一听，心里发毛，情急之下回了一句：“阿姨您慢慢吃，不用紧张，吃完了咱们再谈。”
“你还是继续做法律比较好，在中国，你做这个不行的。”饭后，田星父母一板一眼地分析。事先，他们上网把司占杰的工作研究了一番。
司占杰明白，这等于暗示，“你这个人还行，但工作不行。”他试着寻求共识：“我明白，你们是希望我们好好生活，有正经的职业，稳定的收入……”
聊着，田星父母看出司占杰根本不打算转行，回了一句：“理想主义害死人呐！”
第二天，四人共进晚餐后，田星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宣布：“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田星的父母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考上了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父亲毕业后在一家小型工厂里当机械工程师，母亲留校任教。这对遭遇了时代波澜的父母，心里总有遗憾，所以盼着孩子过上“成功的人生”。“好好学习，将来干一番大事业”，这是他们最频繁的叮嘱。
女儿刚刚本科毕业时，他们就卖掉了贵阳的两套房产，为她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他们期待孩子海归之后更上一层楼，找一份更“高级”的工作。对女儿的终身大事，他们一度张罗着给她介绍“家里当官的”，好让她“以后不用受欺负”。
眼下，田星的选择让这对已经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满了失望。“你看你现在，工作这样，恋爱也这样。你努力了这么多年，原来在很多人看来，你都是比别人优秀的，但现在……”待在北京这段时间，老两口的埋怨没停歇过。
对这种埋怨，司占杰深有同感。他的父亲高中毕业后接受培训，成了一名乡村医生。母亲则在农活之余为家里的诊所打下手。为了供他上大学，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
司占杰上大一时，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也就承载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让你读书的钱都白花了，那都可以盖两幢楼了！”他工作后，母亲一直唠叨。父母还曾愤怒地打电话到昆明，抛下一句：“你不辞掉工作的话，就永远别往家里打电话了！”
儿子在电话里一时说服不了父母，急得都哭了。可父母沮丧之极，最后还是挂断了电话。
无奈之中，司占杰写了一封上万字的家书，用特快专递寄给了父母。他试着用父母熟悉的语言，阐释自己的工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时隔多年，母亲至今记得儿子信中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
2004年，司占杰第一次接触麻风病康复者，便感到无法抽身离开。那时，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昆明市宜良县的农村探访麻风病康复者。在荒郊野外一所摇摇欲坠的土房子前，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老式蓝布中山装的老人在雨中呆站着。
“我忘不了那种神情，可以说完全没有表情，他已经被疾病摧毁得非常卑微了。”司占杰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名叫李光学的老人，年轻时感染麻风病，痊愈后离开了强制隔离的麻风病村，却因村民的歧视而不能返家。过去30年里，他长期离家独居，一个人耕作一整片玉米地。
司占杰开始联系村长和有威望的村民，一遍遍地解释麻风病康复者不具有传染性。他还住进了李光学儿子家中，近距离地动员劝说。不过，最有效的还是“以身作则”。他常常与李光学一同进村，有说有笑地与老人搭肩勾背。一年多以后， 老人终于如愿返村安家。
为了争取理解，司占杰隔三岔五就往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帮助像李光学这样的麻风病康复者的故事讲给父母听。2006年，他甚至把母亲带进了麻风村，让她亲眼看着自己工作。
行医的父母也渐渐开始关心这些受折磨的人，与儿子通电话时常常问起康复者的近况。可他们对儿子的责怪，却没有停止。
“不光是我的父母，对整个家族都是很大的打击。”司占杰渐渐明白，他的个人选择原来关系到整个家族。村子里，叔叔们常常明示暗示，这个侄子没去当个有权有势的官，过年时开个小轿车风风光光地回来，这让司家“很失面子”，有人甚至直接说他“无能”。
母亲明白，亲戚们是觉得“没能沾上司占杰的光”。对外他总是护着儿子，“我儿子不是当官的料，他实在得很，不会说谎”。可回到家里，她还是忍不住为儿子担忧：“你30多了，没房子，没车子，没媳妇，还是穷光蛋一个，这咋弄呢？”
“该有的总归会有的，至少现在，我还有饭吃。”司占杰总是乐呵呵地回答。父母拿他没办法，只能感叹一句：“拉不回来他了！”
司占杰相信一点：“人总归要离开父母，心理上实现独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