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哥”红薯畅销，市民素质又“高了”？

　　“萝卜哥”与城市市民合作，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他和市民同时获得了收益，双方显得都很有素质。

　　“萝卜哥”韩红刚因为自家60亩地的30万斤萝卜本想免费送给市民，却遭到哄抢。而朴实的韩红刚表示，对自己免费送萝卜的做法“不后悔”，而在热心市民和媒体的帮助下，郑州威尼斯水城小区的社区志愿者为“萝卜哥”摆起了红薯摊，帮助他卖红薯，一上午卖出3万斤。

　　那些当初因送萝卜遭哄抢而谈中国人素质低下的人士，看到这新闻，该做何想？同样是中国人，韩红刚、志愿者，乃至那些购买韩家红薯的市民，展示了理性的合作精神。

　　笔者当时就曾经撰文指出，碰到一个社会问题，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素质低下，实乃偷懒而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些哄抢萝卜的人确实是中国人，但你不能由那些人的行为就推论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集体性概念，不可把一部分人的行为，而且是在特殊情形下的异常行为，视为中国人的普遍的、常态的行为。

　　动辄进行国民性批判，看似义正词严，实则丝毫无助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领域问题之解决。这种看法认定了，作为一个整体中国人，在文化上甚至在人种上就有问题。因此，对于具体问题，也就不需要进行制度根源的分析。

　　问题是，大多数民众只是在生活而已，努力而艰辛地生活。因此，他们不自觉地生活在习俗中。他们的理性、情感就是习俗塑造的。他们依照习俗生活，与他人交易、合作，大体上还算顺利。自己改造观念，必然导致生活陷入混乱之中。因此，他们不可能无事自扰，进行什么观念的启蒙、思想的教育。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真正关心民众福利、也关心国家命运、希望顺利转型、完成现代化的人士，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习俗总是健全的。尤其是在现代大转型时代，习俗的某种不健全性质可能会相当明显地凸现出来，从而也就呈现出调整的必要性。但是，这只能通过调适的方式展开。也就是说，通过局部地引入“新制度”，让人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更合宜的习俗，人们更好地合作、交换，素质看起来似乎比以前高。

　　至于萝卜遭哄抢事件，显示的是不同习俗的不适应问题。韩红刚是农民，他似乎是按照乡村熟人社会的规则，而轻易地许诺，市民可以无偿采收。他恐怕料想不到，会有那么多市民前来采收，他事先没有设计出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些人，从而让这些市民进入了“广场效应”状态。但这一次，他与城市市民合作，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在其中，他和市民同时获得了收益，双方显得都很有素质。

　　这个世界上，普通民众的素质就是那样，不高也不低，那是一个不可能从外部改变的事实。你抱怨它，是毫无意义的。唯一能够让个人生活更为健全、让人际关系更为合宜的办法是，自然的生活与局部的制度变革之互动。(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