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症成城市流行病 患者自称如蚂蚁拧巴又纠结(2)

　　拖延的本性

　　虽然豆瓣小组成员喜欢称自己为“拖延症患者”，但实际上，拖延症并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甚至它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医学术语。

　　“Procrastination(拖延)”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其中“pro”的意思是“向前、偏好，而词根“crastinus”的意思是“明天”，连起来的字面意思是“推迟到明天做”，这只是一个描述现象的名词。

　　世界上对拖延的研究可谓五花八门，从时间管理策略到心理学探源，就连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也能与之扯上关系。根据美国心理治疗专家克瑙斯的引述，研究拖延的第一本专著是1971年由里根巴赫写成的。但实际上，你根本找不到这本书，因为它从未出版——这是里根巴赫伙同出版人向读者开的一个玩笑：即有关拖延的著作本身也被“拖黄”了。

　　2007年，斯蒂尔翻阅了从192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拖延的800多项研究，写出综述《拖延的本性》，对拖延的历史、变迁和各种原因做了详尽阐述，几乎是对人类拖延问题的“终极”解读。

　　斯蒂尔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拖延并不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语。在农耕文明时代，拖延是中性的，有时甚至被看作是一种有智慧的应对策略。但随着科技发展，整个社会越来越像一架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人们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契约、承诺与期限要求，这就给拖延现象的产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农业社会的拖延，不会对生活有多大影响，而如今，人们一旦拖延，小则损坏“齿轮零件”，大则使“机器”无法顺利运转，因此，历史悠久的拖延，在今天则成了一种现代病。

　　豆瓣网的“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自2007年创立以来，至今迅速发展到7万多成员。很多“拖拉机”们每天都来小组里报到，立下当天的目标；第二天来检查自己有没有完成，再立下新的目标，以此督促自己戒掉拖延的恶习。

　　然而，由于“拖拉机”们本身的拖延习惯，这样的“治疗”往往到后来就不了了之。“高地清风”觉得这样的“治疗”有些过于简单，他想探寻拖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2010年4月底，他与豆瓣小组的几名核心成员组建了一个QQ群，很快发展为“战拖心理成长会”，并建立了新的网站。“战拖会”的会员们定期组织线下读书活动，交流心得，在网上发长帖分享经验。此外，他们还翻译、出版了克瑙斯所写的《终结拖延症》一书。

　　有人将拖延症看成绝症，因为它似乎永远也根治不了。“战拖会”核心成员“我要好起来”就有这样的经历：她刚刚在前一天成功克服了拖延，又在第二天里故态复萌。

　　对拖延原因的探寻，“高地清风”有一个“蚂蚁理论”。他说，蚂蚁分成两种，一种是拖延的蚂蚁，一种是不拖延的蚂蚁。如果给蚂蚁的脚底板涂上墨水，在它们行走的广场上标记出各自的轨迹，那么，不拖延的蚂蚁就像来去匆匆的火箭，留下近似直线的细细尾迹。而拖延的蚂蚁呢？大体分两种，一种是“瞎忙拖”，这类蚂蚁不时地被周围食品店的香味勾引得晕头转向，每次都要费力把自己揪回来，于是形成了一条“之”字形的尾迹。另一种是“宅拖”，他们的内心又拧巴又纠结，往前走一会儿就要停一会儿，有时还会往后撤一段。“宅拖”们的路径大体是直线的，只是由于前后来回折腾，他们的尾迹又粗又短。

　　“高地清风”自己就属于“瞎忙拖”。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总是迸射出各种火花，但却难以将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一个事物上。由于思维活跃，他夜里常常失眠到四五点才能睡着。最夸张的一次，他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可排着排着就走神儿了，直到轮到他，打饭师傅连问了他两遍，才将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美国芝加哥德波尔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瑟夫·费拉里则从另一种角度来划分拖延症患者的类型。他认为，拖延症患者可以分为三种：激励型，又称唤起型，他们凡事等到最后一刻才去做，借以寻求刺激。这类人通常相信最后一刻的压力可以成为效率、创造力的催化剂；逃避型，他们也许是害怕失败，甚至是害怕成功，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宁愿让别人认为自己不够努力，也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举棋不定型，他们做不了决定。做不了决定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因为迟迟不做决定，而最后摆脱拖拉的决定也成为困难的一部分。

　　在豆瓣小组，常常会出现“关公战秦琼”的现象：“拖拉机”们对某一种“治疗”方法有用还是没用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却发现，大家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

　　“高地清风”认为，与其说拖延症像癌症，还不如说像感冒更贴切。感冒的症状都是头疼打喷嚏流鼻涕，但引发感冒的病毒有多种，这就跟拖延症一样，给人们带来同一个结果的原因却并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身上，这一次拖延与下一次拖延，原因也可能不尽相同。这也是拖延难以根治的原因——即使你从这次感冒中康复过来，却依然无法抵挡下一场流感来袭。

　　可以说，不拖延的人总是相似的，拖延的人则各有各的原因。因为拖延只是人格或者心理问题的外在表现。而由于拖延背后根源上的差异，几乎不存在一种通用于各种拖延症的万能药。

　　“拖延症”背后

　　当年，当简·博克在写《拖延心理学》第一版时，还颇笃定地写道，“世上不存在拖延基因这回事”，但25年后，当她们再次出版这本书时，却把这句话改成了疑问句。因为神经科学已经表明，有一些生物学因素可以导致拖延，如注意力缺陷紊乱症(ADD)及它的变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抑郁症、强迫症和季节性情绪紊乱等等。

　　“高地清风”的情况，就与ADHD有关，他在读到这本书以后，就去医院做了诊断，医生对他是否有ADHD的回答是“99.99%”。

　　对拖延症生理根源的研究大多围绕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作用。这个脑区负责大脑的行政职能，比如规划、冲动控制、注意力，它就像一个过滤器，减少因来自其他脑区刺激而造成的分心。如果这个部位受损或者不活跃，屏蔽让人分心的刺激的能力就会降低，从而导致管理能力较低，注意力缺失，拖延加重。

　　“精神分析家霍妮做过一个经典的比喻：(神经症患者)就像在开车时同时踩住了油门和刹车，结果是外表毫无动弹，内心早已精疲力竭。我的拖延，可以说是现实、稳定、追求完美和安全的我，与理想化、不安分、喜欢独特和冒险的我之间长期战斗、两败俱伤的产物。”这是“战拖会”成员“我要好起来”对自己拖延的深层次分析。

　　简·博克就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拖延并不是时间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而在直接心理动机背后，是隐藏得更深的人格因素。国外已有种种的研究都已表明，拖延，与一个人的公正严谨性、自尊和完美主义等人格特质都有关系。

　　“我要好起来”记得，小时候，院子里有个小朋友买了自行车，很快就学会了骑车。其他小朋友也都去找她玩，很快都学会了。她也很想骑自行车，但她却同时想到：大家都会了，如果她现在去学，就是最后一个学会的。在她学车的过程中，小朋友们都会抢着教她，她可能还会受到大家的嘲笑——“所以，自行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学了。”就这样，直到她上了大学，因为校园太大，她才不得已学会了骑车。

　　从小到大，像这样的例子在她身上还有很多，只要感觉自己成不了其中的佼佼者，大部分新事物她“碰都不碰”。对此，“我要好起来”自我剖析说：这是一种“all or nothing”的完美主义思想，非黑即白，要么第一，要么什么也不是。“实际上，我对自己的这种要求不符合自然规律，大部分时间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对自己的感受也不会好。”

　　而这样的完美主义，往往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拖了人们的后腿，在拖延行为的形成中推波助澜。费拉里说，很多拖延行为并非拖延者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而是某种形式的完美主义和求全观念的反映，他们共同的心声是“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可以做得更好”。

　　此外，对于很多逃避型拖延者来说，拖延也是为了保护自尊而自我设障的一种策略。因为人们认为任何行为的失败都可能意味着一个人的不足，为了保护脆弱的自尊，他们通过拖延而为失败找到一个外在的借口。

　　按照费拉里的解释，拖延并不是先天的，它与个人成长环境不无关系。有时候，它是独裁家长作风的一种产物。如果有一位严厉、控制欲强的父亲，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形成往往会被抑制，不得不把自己内心的愿望藏起来，去迎合父亲的意志。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拖延行为有时候就表现为一种反叛。

　　可见，拖延产生的原因，深深地根植于每个人的天性之中。简·博克就说，与其称拖延为可“治愈”的，不如被称为可“管理”的。她还打破每一个拖延者的幻想，“不要天真地认为，结束拖延就可以保证快乐的到来。快乐的来源之一，就是能够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不管拖延是否是你生活的一部分，都能如实地接受它。”

　　“高地清风”对此颇有体会，他在认清自己拖延的原因之后，就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说，因为“瞎忙拖”的性格不适合从事要求专注沉静的科研工作，他决定等博士毕业后放弃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而另择更适合自己的行业。

　　作为一名“资深拖拉机”，他想告诉“战拖”新人们，不要指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拖延问题。重要的是，在克服拖延的过程中，你进一步认清了自己，从而学会与自己的内心讲和。 (本刊记者/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