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讲述“卖肾救子”经历 叹求助亦存市场竞争

　　3月11日清晨，26岁的阳新青年黄太锐与弟弟黄太风、妹妹黄红作出“卖肾救父”的决定。随后，他们走上武汉街头，用一场悲情的“卖肾秀”来博取人们的同情，拯救自己身患白血病的父亲。事件轰动省内外。

　　“我理解他们的苦衷。”昨日（16日）上午，一位母亲走进本报，讲述自己“卖肾救子”的真实经历。

　　儿子患病 15万积蓄一个月耗尽

　　与这座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李云(化名)一家的生活原本平静、快乐。父母退休，夫妻俩每月有两千多元收入，儿子学习认真，而且懂事。家里也有了存款，再过几年，他们还准备在中心城区购买一套宽敞明亮的新房。

　　然而，意外猝不及防地到来，打碎了所有的美梦。

　　2010年5月，李云13岁的儿子突感不适，在黄石多家医院诊治无果后被转送至武汉协和医院，诊断结果却如晴空霹雳——恶性淋巴瘤白血病！

　　“仅仅两个疗程，家里15万元的积蓄就全花完了。”李云说。这些钱，她和丈夫足足攒了14年，但却只抵一个月时间的治疗。

　　募捐苦旅 她跑遍京城慈善机构

　　与许多家庭一样，为了挽救自己的亲人，李云一家展开了一场中国式的救亲行动。

　　为了延续孩子的生命，李云一家除了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借钱，也开始向媒体求助，向社会求助，向政府求助。

　　“省内能跑的部门和慈善机构都去了，没人回应。”李云说。倒是民间人士给她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劲牌公司董事长吴少勋一次性捐了10万元。”她说。

　　2010年8月，揣着这笔救命钱，李云带着儿子转至北京道培医院治疗。但她很快发现，在“看病贵”的大山前，她带去的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持续的治疗需要更庞大的一笔资金，而这根本不是她这个普通家庭所能支撑的——一个下岗，一个每月仅一千多元的工资。

　　为了寻找更多的筹钱渠道，李云开始在网上关注北京的各类基金会。她将这些基金会的地址抄下来，白天安顿好儿子后，就只身一人乘公交、转地铁，在北京城走街串巷。从成龙慈善基金会到李连杰的壹基金，再到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她几乎跑断了腿。令她欣喜的是，北京新阳光拨给她7万元的资金。

　　懂事的儿子为了给母亲分忧，开始给市长、省长写信，最终筹到了1万元的费用。

　　5万卖肾 只想让儿子多活一天

　　与阳新三兄妹一样，当所有的办法都被尝试，当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进行变卖后，李云所能想到的便只有自己的身体。

　　器官。那恰好是另一部分病患正在渴求的东西。

　　2011年9月，由于借来的治疗费再次用完，李云一家陷入绝境。她想到了卖肾。在网上，她搜索到石家庄一家可进行肾交易的地下医院。

　　“一个肾5万元，我当时无路可走，只能用这种方式筹钱了。”李云说。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方便取肾，李云让妈妈赶到北京帮忙照顾儿子，然后独自赶到石家庄。

　　所谓的医院，其实是一间设在地下室内的“黑手术室”。买方人员称，可当场取肾，然后观察几小时后即可拿钱走人。

　　躺上手术台前，李云想到了儿子。“他正在进行化疗，如果我因取肾出了问题，谁来照顾他？”李云回忆，她当时心情十分复杂。她告诉记者，自己中止卖肾交易的原因还与价钱有关。

　　走出地下室后，李云哭了。

　　这时，母亲打来了电话，追问之下，李云讲述了刚才的经历。电话那头的老母亲大声呵斥女儿不该做这样的傻事，李云则哭着回答：“妈妈，你为你的女儿着想，我也要想为我的儿子着想，我只想让他能够多活一天！”

　　电话里，母女俩痛哭不已。

　　悲情求助 也存在“市场竞争”

　　儿子患病后，李云尝尽人间冷暖。她告诉记者，即使是求助，也存在市场竞争——同一家机构，有很多人上门求助。资金有限，要获得救助，求助者需要噱头、需要创意。

　　“我身边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福建的家长，把患白血病的孩子领到一处重要场所去乞讨，结果解决了一百多万元的医药费。”李云说。她也想过这么做，但儿子很懂事，劝她：“妈，这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去干。”

　　对此，李云很想不通：“为什么求助还要靠噱头？”她说，在她看来，当民众遇到困难时，政府公共救济应该是第一选择。政府用公共财政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网，最大程度地把弱者的生存保障纳入其中。

　　目前，李云为救治儿子已经花去了70多万元的费用，但病情仍未好转。“我已经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求遍了所有慈善机构，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采访结束时，这位可敬的母亲流着眼泪说道。回忆曾经的卖肾经历，她称：“如果他们当时给10万元，我肯定会卖。”（东楚晚报 记者 石教灯 记者 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