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渐被边缘化 工资低频繁跳槽成常态

　　到过多个城市,做过多种工作,长的几个月,短的一星期……目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出现的“短工化”、高流动性趋势逐年明显。这一现象不仅在东部发达地区出现,在经济欠发达的宁夏也同样存在。

　　是什么原因让新生代农民工宁可当漂泊一族,而不愿在城市停留?记者近日进行了深入调查。

　　工资待遇低频繁跳槽常态化

　　4月4日,23岁的廖勇辞掉了汽车导购工作。就在一个月前,他刚刚离开一家快递公司。问及频频离职的原因,王勇也很苦恼:“我厌倦了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想找一个合我心意的工作。”

　　今年是廖勇外出打工的第6个年头。6年来,廖勇转战银川、包头、西安、西宁,做过手机销售业务员、小区保安、快递公司司机、汽车销售等十几个工作。“最长的一份工作是手机销售,干了一年,剩下的多则三四个月,少则两三个星期。”廖勇说。

　　有人把廖勇这类频繁更换工作的农民工称为“工漂族”,更有人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旅游式打工”。

　　他们不断寻找方向,频繁更换工作和打工城市。他们工作技能较低,缺乏归属感,始终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

　　“这几年不停地换地方、换工作,就是想多学点儿东西,有更大发展。”廖勇说,他身边的同学、朋友、老乡大都一年一换工作,主要原因是工资待遇低。

　　频繁地更换工作,廖勇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廖勇说他没赚到什么钱,挣的工资仅仅够维持日常生活。

　　廖勇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不甘心安于现状,对收入的不满,让他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他没有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只能不停地转换角色。

　　“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重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对劳动权益有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当自己的诉求不能满足时敢于说‘不’,造成了短工化现象。”宁夏回族自治区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局长陈晓军如是评价“工漂族”。

　　“短工化”放大“用工荒”缺口

　　如硬币的正反面,一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呼喊,“增加工资,增加保障,不然我就频繁跳槽”,另一面则是企业的呻吟,薪酬已经达到最高点,再涨工资,企业无利可图。于是,在银川市劳务市场,找工作的和招工的都大有人在,很多人在辞掉上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寻找下一份,形成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待业群体,“短工化”放大了“用工荒”缺口。

　　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街南华市场内长江鱼府的王老板则说:“现在的打工者年龄小,没定性。”他说,这一两年,来打工的大多是80后、90后,最长干七八个月,最短也就干两个月。月工资1300元至1500元之间已经不低,可有亲戚朋友一喊跳槽,跟着就走了,都不多考虑考虑。

　　在银川市劳务市场,记者了解到,原来只有在季节性较强的行业出现的“短工化”,正在向各行业整体蔓延。

　　银川市一知名餐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几乎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对于企业损失很大,得重新培训新手,服务质量提升速度变缓,常常有新手出现服务问题,重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轻者会影响企业声誉。”无奈之下,饭店为了将服务员“短工”留成“合同长工”,就必须加薪和提升其他福利以稳定用工周期,否则一走就是一大批短工,饭店也就没法开了。

　　银川007美发店负责人说,“工资再也没法涨了,不然企业只能关门”。加薪无望,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招收“高龄”稳定员工,这类有家室、有孩子的员工,稳定性更高一点。

　　陈晓军道出原因,对基本没有务农经验,一心期望通过自身奋斗在城市中留下来发展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无法忍受薪酬低、无保障,还缺乏发展机会、上升空间的纯体力就业岗位上。因此,频繁换工作就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同时,陈晓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无奈选择对个人、企业甚至社会都非常不利。

　　农民工不满企业待遇频繁跳槽想增加晋升机会,而许多企业面对“短工化”现状,更不愿意出资培训员工,生怕花钱培训后辞职更消耗利润。这种“恶性循环”的困局加剧了用工荒,打工者为寻求一份更好的工作总是在不停地流动,企业自然也就经常缺工,尤其是熟练工。

　　“留住新生代农民工,光谈钱已经不好使了。”陈晓军说,现在需要政府和企业落实工资、福利待遇,建立激励机制,提升就业质量,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当城市过客

　　在采访中,大多新生代农民工并非不想扎根城市,也不想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但现实许多原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据来自宁夏就业与创业服务局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3成左右,基本上为刚离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普遍缺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外出打工出现明显差异。一是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干活挣钱不是唯一的目的。二是对职业角色的认同从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传统农民工那种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的经历,往往形成城市过客的心理。相对传统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在城里安居乐业、做城里人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憧憬。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仿佛“壁垒森严”,难以融入。陈晓军直言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困惑还是“城市梦”如何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工资收入水平较低,而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高等因素,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如果按照他们当前的收入水平,假定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不会超过10%。

　　陈晓军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刚迈出中小学校校门,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阻碍他们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是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3成的人能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另外,受户籍制度制约、社会保障水平不到位等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被边缘化倾向逐步显现。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但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他们对乡村陌生,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对城市渐渐熟悉,却又难以真正融入,受自身文化、技能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底层,向上浮动的动力不足、机会不多。

　　陈晓军说,新生代农民工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从长远来看,就是要千方百计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当务之急是要规范就业环境,提高农民工收入,并促进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类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

　　本报记者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