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江豚保卫战 民间组织和官方机构破冰携手(3)

　　“从良”的渔民

　　渔民何大明意识到非法捕捞会伤害江豚，和徐亚平联手成立协会保护江豚

　　何大明捕鱼捕了32年。

　　电打鱼，迷糊阵，矮围，这些非法捕捞方式他都用过。他嗓门很大，“大家都用，就我不用，我是不是宝气(傻)呢？”

　　洞庭湖上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条电打鱼的线路。大家围住一个地方打三天，再跑到另外的地方。这极大地伤害了渔业资源和江豚的生活环境，有时候，难免误伤江豚。“湖里全是电，它哪里躲得开？”

　　何大明说，渔政管理站之前一直采取罚款方式。

　　到2012年2月渔政管理站的财政归到县财政，对非法捕捞进行彻底整治，电打鱼终于减少。

　　2012年是洞庭湖最太平的一年。这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一个共识。

　　江豚保护协会认为，这是他们监督到位的结果。徐亚平借助媒体资源，对此事进行推动。

　　而何大明，从去年开始，由一个非法打鱼者变成了江豚保护者。2011年4月18日，37个渔民一起成立了渔民保护资源协会。

　　他们在湖面上巡逻，制止渔民非法打鱼，查看江豚的情况。

　　何大明的身份转变让人诧异。他说他突然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洞庭湖迟早什么都没有了。

　　他对江豚有特殊感情。2003年，他曾救助两头受伤的江豚，看护了近4个月。此后几年，来科考江豚的机构，总是找他帮忙。

　　2011年5月，他将渔业资源保护协会改成江豚保护协会，但迟迟未能通过民政部门批准。

　　直到徐亚平参与进来，他人脉广，2012年，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

　　何大明作为协会的副会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巡湖。现在每天巡湖一到两次。寻找江豚，查看江豚的生存状况。

　　他能找到的江豚有30多头。他让记者顺着他指的方向等待一头头的江豚跳起来。

　　今年，他和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每天开始写观测日志，一周画一次江豚分布图。

　　他们面临的仍然是钱的问题。每天一到两次巡湖，油料费至少200元。从去年至今，他们欠了加油站七八万元。

　　他们不打鱼，靠积蓄和何大明开的小餐馆支撑。

　　他们的两条渔船很破，观测江豚没有任何设备，只能靠肉眼。

　　这难免让人担忧。岳阳市渔政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说，“靠热情，他们能支撑多久？”但他同时也说，其实，这些本来应该是渔政站的事情。“对他们提要求，对他们不公平”。

　　从对立到携手

　　民间组织和官方机构试探携手保护江豚，渔政站表示可以请协会成员加入观测站

　　江豚的密集死亡带来的压力将双方的不信任推到了顶点。

　　最初，江豚保护协会向媒体公布的死亡江豚数目是12头。除去两头母江豚肚子里成形的小江豚，一共10头。因为有4头尸体没有找到，岳阳市渔政站坚持认为有渔民谎报，只承认6头。

　　但双方开始合作。

　　发现死亡江豚，渔政站想按照专家的要求深埋。徐亚平要求解剖。卢益卫同意了。最终，协会将解剖结果交给了渔政站留作资料。

　　这段时间岳阳市渔政管理站也开始密集的巡湖。

　　这种巡湖并不被志愿者信任。“你问问他们找得到江豚不？”但让志愿者兴奋的是，“逼着他们做事了”。

　　岳阳市渔政站近期的目标与保护协会多有重合。他们表示也会研究江豚迁地保护，改善洞庭湖渔业环境。

　　对此，徐亚平说，他可以出主意，因为协会早就在着手这个事情。“他们可以缓解我们的运营成本”。

　　卢益平则表示，他愿意给协会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快艇的使用，适当提供一点资金给巡湖的志愿者。

　　所有的试探都是小心翼翼的。

　　渔政站的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和协会私交较好，开始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记录观测日志。他曾经提出一个想法，渔政站没有人，协会有人却没有钱。可以将渔民引入，负责巡湖和观测江豚，适当支付报酬。他说如果没有资金投入，“别看现在热热闹闹，时间长了会很难”。

　　“江豚保护是所有人的事情”，他说，现在需要的是双方的妥协与合作。

　　听到这个说法，卢益卫说，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观测站找其他的人，不如找经验丰富的协会成员。

　　徐亚平设想的关于江豚迁地保护，渔民上岸就业，申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作为主管部门，渔政站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最好的方式，是一起合作。他们要举办活动，“也欢迎渔政的一起来做”。

　　徐亚平看重协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监督作用，“我们可以监督渔政站在江豚保护方面的执行力”。

　　坚冰已破。

　　何大明常怀念小时候。

　　那时江豚随处可见。一群一群，最多的有七八十头。近的时候，可以听到江豚探出水面的呼吸声。江豚拜浪是洞庭湖的一景。

　　现在的江豚在洞庭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

　　江豚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靠声呐定位能避开很多侵害。现在，很多时候则躲无可躲。

　　江豚的嘴巴是W形，看起来像一个永恒的微笑。

　　谢拥军在解剖时，特意留意了它的嘴巴。尽管已经黑漆漆了，仍然有微笑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