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叹融入城市不容易 谈恋爱排遣寂寞(2)
孤单 只想找一份温暖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24岁的丁晓轩已经不记得,这句并不属于自己这个年代的歌词,已经在她的QQ签名档上挂了多久。
“原来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能有个人陪陪自己。现在两个人了,确实没以前那么孤单了,就想着能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丁晓轩是个河南姑娘,一年前,她在厂里认识同是河南人的男友,两个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现在,他们在离厂区不远的一幢三层农民房里,租了一个房间,每个月租金450元。
在谈恋爱之前,丁晓轩过着典型的三点一线生活,每天在宿舍、车间和食堂之间穿梭,休息天多半也在宿舍宅着,用手机上网聊天、看电影。
“说实话,真没觉得我有多爱他,只是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好,那就在一起呗。”晓轩是个文静的姑娘,言情小说也没少读,可说起自己选择的这份爱情,她想了半天,却只能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谈恋爱是他们最好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排遣寂寞的方式。
郭子默也不例外。
半年前,才读高一的她给爸妈留了张纸条,从连云港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杭州“流浪”。在服装城的一家店铺里当导购时,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
“当时工作很辛苦,工资也很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一个人过得很惨。”在这个17岁小姑娘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几乎只剩下眼泪,“他比我大8岁,天天来等我下班,带我去吃饭,安慰我,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两个月前,子默搬进了男友的住所,开始过起小日子。
对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农民工来说,在孤寂的生活里找一个玩伴,甚至未婚同居,都是很正常的事。“两个人一起住,省一份房租,也热闹,没啥不好的。”郭子默大大咧咧地告诉记者,上个月,她的父母特意从连云港赶到杭州看了“毛脚女婿”,也算是把她正式托付给了这个男人。
但这样的取暖,不会没有代价。这群心智并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凭冲动和任性行事,往往得不到及时、合适的情感指导。因感情不顺利而寻死觅活的人有,错综复杂的多角关系也有,甚至很多女性农民工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孕的经历。她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民营医院做号称无痛的人流手术,还有不少年轻女孩,则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当了妈妈。
迷茫 未来之路在何方
“我们这群人,努力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真的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谢凯手机的音乐播放器里,常常循环播放这段时间热播的《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主题曲。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从汪峰苍凉孤寂的声音里,谢凯一遍遍思索自己的出路:“如果一直这样,也许真的还是该回去。”
无聊、迷茫、压抑。这是记者采访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提到最多的口头禅。和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自尊需求,渴望自立、追求自主,希望生活得体面而又有尊严,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有朝一日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可在他们的生活里,阳光好像总是要比城里的同龄人少一些,欢笑亦然。
很多时候,自认为乐观坚强的郝俊也会独自神伤。
初中毕业之后,他从内蒙古随父亲去了上海,在一家经络按摩店里当学徒。3年前,手艺得到师傅认可的他,被派驻宁波的新店,在上海结识的重庆女友随他而来。一年前,两个人回内蒙古领证结婚。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就想着挣钱养家。”郝俊告诉记者,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初中毕业那年大哥结婚,为了给他造房子,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不少债:“几年后,债还清了,就开始为我自己做点打算。”
郝俊的打算微小又具体——希望以后能够盘个店面自己当老板。为了这个也许能够在未来出现的小店,郝俊一直在努力,在他临时租住的房子里,堆满各种经络、推拿的专业书籍,墙壁上挂着一张医学用的人体图标,床头边的一本《黄帝内经》,已经被翻得卷了边,打开来看,密密麻麻都是笔记,“老祖宗的文化博大精深,要真正做好经络推拿,一定要钻研”。
即便如此,郝俊的生活还是充斥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不知道师傅什么时候会叫我回去,自己又还没能力单干,所以还是稳定不下来。特别是如果接下去有了小孩,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会更高。未来,真的很难说。”
慢慢来,谜一样的未来。
可是,对这群被过早推搡着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已经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喘息的时间甚至空间。接下来,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要面对更多当年他们带着热情与憧憬奔向城市时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的不多,我们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过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这个应该不难吧?”采访的末尾,郝俊的妻子这样反问。
但愿不难。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作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份子,农民工及其子女身上负荷了多重角色,而他们的努力,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了解他们,是帮助他们的前提和基础。(记者 何苏鸣 通讯员 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