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90后打工族：频繁换工作 喜欢光顾娱乐场所(2)

　　“90后打工族不是低保户”

　　现在，有观点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没有耐心”、“缺乏责任感”。而本刊记者在对这6名青年的采访中发现，由于初入社会时缺乏知识背景和人脉资源，他们往往会频繁换工作、误打误撞地摸索，而一旦发现目标，他们便会立即扎下身来，其间表现出的成熟、理性、乐观、勇气和踏实肯干，令人很难想象他们还不满20岁。

　　这些青年被身边亲友成功创业的范例激励着，对于未来的拼搏发展，信心满满。刘发平说：“一个老乡只比我大两三岁，当洗水师傅年薪二十多万。2009年，他带我入行从最底层做起，一个月一千多元。我当时已经挣两三千元了，但我想学技术，吃点亏无所谓。”干了一阵，刘发平发现“牛仔工艺”更赚钱，立即转工。他一天干12个小时，一个月赚七八千元。聚众滋事事件发生前，他正筹备拉一支队伍，自己当小包工头，承接“牛仔工艺”订单。

　　李清华先是在堂叔开的饭馆帮忙。2010年12月，他自己开了一家烤鱼店。“生意很好，一个月能分到七八千元。我心情特别好，想着等这家店经营好了，再开分店。”

　　然而，正是这些对未来满怀憧憬的青年参与了这起以“泄愤”为主要原因的聚众滋事事件。采访中，他们都表示自己并没有愤怒要泄，甚至不认为自己曾经受过不公平待遇。

　　李清华说：“开店办营业执照时，为了一个公章，在老家村里镇里来回跑，搞了两三天都没搞成，干脆就不办证了。不知道这算不算被刁难？”陈木林说：“村治安队对我们外地人不是很好，算是歧视吧？但其实我也没跟他们有过什么冲突。”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青年对政府提供的培训、教育和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十分陌生，更别说有问题找“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了。他们的一切都是靠自己、靠朋友、靠老乡解决。

　　杨建光说：“想学技术，跟着厂里的师傅就够了。不会想去上什么夜校，也没听说过这里有夜校和社区服务中心。我听说过社工这个词，他们帮助留守儿童，有时还去撕街上的牛皮癣广告。”

　　近年来，为加强外来工管理服务，各地积极建设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和文化活动场所。但在这些青年眼里，管理中心就是办暂住证的。而且受经费和场地限制，政府办的图书室、乒乓球台、卡拉OK广场之类的文化活动场所通常比较简陋，与这些青年的需求明显错位。用他们的话说，“90后打工族不是低保户”。他们更喜欢到商业性娱乐场所喝酒、宵夜、唱歌、蹦迪、上网、溜冰。

　　“本来不关我事”

　　6名青年中，5人因打砸烧获刑。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他们既不住在事发地，也不在那里工作，多数人此前甚至从未去过那里。事发前，他们各自过着平常的日子。像往常一样，不管谁得了件新鲜玩意，就呼朋唤友。事发时，他们照例互相招呼“去看看热闹”。模模糊糊的“火气”、群体状态下的冲动，刺激、好玩、兴奋，是他们的共同心态。

　　“平时太无聊了，难得有如此劲爆的场面，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很兴奋，很好玩。”江涛说：“人很多，把路堵了，防暴队过来维持秩序。本来不关我事，可是推着推着，我就恼火了，就在旁边叫啊、吼啊，跟着起哄。”

　　接到朋友的电话，刘发平带着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女朋友骑摩托跑了十几公里去“看热闹”。他说：“我以前从没去过那里。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

　　相比之下，廖勇发和杨建光也许可以算是“泄愤”的。事发前一天，他们一帮朋友到水库游泳，杨建光的女朋友不幸溺水身亡，正发愁怎么向女孩的父母交代。“听说那个地方有事情，我们10个人就开着平时送货的皮卡去了。

　　在冲动的背后，还有一种被关注的渴望。陈木林说：“我平时喜欢上网。出事时，我跑去拍了一堆照片，用手机发在微博上，还写了一点博文，没想到被网友狂转，直到凌晨4点手机还在响个不停，一天换了两次电池。那时候真是高兴，觉得自己说的话引人关注，心里特别舒服。”陈木林后因煽动罪入狱。

　　这些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青年，无论是在父母缺席的家里，还是在以“应试”为教学目的的学校，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养成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从过分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匆匆步入又一个缺乏有效管束的社会环境，一个偶然因素、一时兴起，便会诱使他们“抱团结伙”、“成群结队”，从日常的行为不端演变成违法犯罪。这一迷惘的“无家群体”，对各级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 瞭望新闻周刊 毛一竹 王攀 詹奕嘉